当前扶贫理论多是从新古典综合学派出发，把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一个特定的厂商看待，资源，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的增加投入和综合运用作为一切扶贫政策组合的理论根据。农村的土地为主的农林水牧自然资源是资源性要素，各类农村实用技术是技术要素，农村常住人口是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来源，各类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资金是农业资本的来源。农业产品输出进入城市换回了一定的货币收入，农民打工也能挣回一定的货币收入。这两部分收入一部分　作为消费基金，一部分作为生产基金而进入农业农村的发展进程中。土地及其他资源被征用或开发利用，农村和农民也能得到一部分货币收入，但这不是经常性收入，可以忽略。

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能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使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培训农民学习实用技术，增加劳务输出技能，确实能提高农民收入；加大信贷投放也能增加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增加农产品产出，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这些都是在微观或中观层面的观察和实践。在大办乡镇企业，大搞农业产业化的初期，农村的各类资源都被市场经济的边际机制所商品化。如一时间农村的古树大树短时间里多消失了，多被采伐出售了，剩下的多是幼树和小树；如城市打工收入高于农村，一时间农村集市和人流密集区较少见到年轻人；农业产业化搞得好的乡村，人们在货币收入足够多后多在城市买房定居了。最终演变的结果是农村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发生和农村社会事实上的老龄化。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在 “要富裕农民首先要减少农民”的原则指导下，鼓励农村人口快速进城。

从宏观的角度看，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短期内能使农村繁荣富裕，但长期实践后农村贫困和萧条依然比较严重。为什么呢？根据这种理论实践的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离开农村，农业农村收入的积累几乎全部交纳了农民进城的高额门槛费（求职、买房、新生儿出生、入学、老人入土下葬）。农民进城的同时也带走了本属于农村的巨大的资金－－农业资本的来源，这一部分资金最终变成了我国城镇化的推动基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不是一切方面建设好等待接纳农村人口进入，而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同时几乎还要承担建设城市里自己赖以生存的一切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义务。农村人口和资金的长期大量流出导致农村生产和消费的内生动力逐步下降，发展的后劲就会逐步下降。在城市房产等消费要素成本远高于农民货币积累后农村人流入城市的速度就会下降。如年轻人城里贷款买新楼住，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却住农村老宅危房，且老人们还在用不高的农业收入给城里的儿子女儿还房贷车贷成了常态。在多年的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努力下虽然农村基础设施状态很好，但留不住年轻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那种人欢马叫的社会形态很少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