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是秉承和发扬孔子的思想而来，从先秦儒学的发展脉络看，孔子很少有关于人性的论述，在《阳货》中讲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公冶长》篇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论“性”在《论语》中仅出现了两次。孔子之后，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有关人性论的学说。

儒学被称为“心性之学”，它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性问题。心性学说作为研究儒家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郭店楚简中关于人性的描述，为学者研究儒家的心性论提供了史料依据。竹简中《性自命出》篇中有这样几句话：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情出于性，道始于情。人的生命是上天给予的，人性又源于人的生命，因此，人的本性是也是上天赋予的。陈来教授认为: 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等中的人性说，从天—命—性—情—道的逻辑结构来讨论人性的本质和作用，它主张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情出于性、道始于情；认为天所赋予的是性。《诗经.烝民》曾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的常性与生俱来，民人所秉执的常性是 “懿德”，也就意味着人性是好美德的。由于传统儒学家认为天是至善的代名词，天赋予的德自然是善，因此，人秉承于上天的“性”就是善性。孟子在《告子章》中引用此四句作为其“性善论”的理论依据。至此，通过上引《性自命出》与《诗经》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孟子之前的儒学家们就从人性的本源—“天”的层面，论证了人性的本质，天作为内在于人，内在于万物的存在，从超越层面验证了人性善。进而孟子依据前人的论述，论证其人性本善思想。
孟子依据前人的关于“人性善”言说，开始从人之善行，进而言人之善心，最后得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的人之善性，从形而上的角度，论述了人性善，遵循了从外到内，从表象到本质，由具体到抽象的理路。 首先，孟子言性善，是在与以告子为代表的传统言性观点的辩论中展开的。告子 提出“生之谓性”，认为人生来具有的一切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资质都属于人性的内容，也就是“生即是性，性即是生”。孟子反驳道：“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之所以反对告子的“生之谓性”，是因为告子并未区分人性与动物之性的差别，如果把人性仅仅理解为人生而为人的感性欲望的话，人与牛马就没有区别了。因此，孟子强调“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传统言性的方式，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出发，去论证人性的善恶，《告子上》有：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公都子的表述即可代表一类观点，即：人性无善恶之分，人性可以善可以不善。但是此类观点是建立于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现象，并不能通过已发的人性善于不善的现象，去论证人的内在本性。这种观点也是孟子所反对的: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认为，人性是能够为善的，而有的人变得不善，不是天生资质的罪过，孟子反对从经验现象思考人性是什么，经验现象知识浮于表面的事物，并未真正触及人性。

其次，孟子言性善，由人之善行为发端，由人之善行可见人之善心。人的善行是善心的外在表现，只有内化于心的道德情感，才能外化于现实行为，善行不是对道德规范的消极服从，而是人的本心所固有的“善”。其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人见到孺子入井，都会有产生“恻隐之心”，这种情感是最原始的出于本心的怜悯之情，既非与孺子父母的交情，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的功利性动机，而体现为人的道德情感在孺子入井这种特殊情境下的自然呈现，一切私欲与功利性目的都没有参杂其中。在孟子看来，引用日常生活中的善的例子，就可以由外向内反思，证明善心的存在。人的这种怵惕恻隐之心的实质就是人的仁心善性。进而，孟子阐释了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是人之为人的基础，也是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依据，人与动物不同之处的“几希”，就在于人具有“四心”。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心”的这一观点不难看出，孟子十分重视“心”的作用，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在孟子看来，“心”较之“身”，更具有主导性，身体受心的支配，属于从属地位，心具有先天反思的能力。心一旦具有思虑功能，人便能够自觉地反思与实践，因而能够在现实当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内心，无论面临何种情境，始终保持本心，使道德理性居于主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