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列宁针对国内经济派极力鼓吹“自发论”而引发的国内思想混乱，为统一党内思想，正确引导工人群众运动，在1901年秋到1902年2月期间，撰写了经典著作《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标志着灌输论的正式形成。

1、揭露时髦词汇“批判自由”的实质，提出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批判自由”是当时俄国社会党人常用的最时髦的口号，在“批判自由”的掩盖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的批判。代表人物伯恩施坦提出一大套所谓“新”论据和“新”理由为“社会民主党应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这个政治要求进行辩护，“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显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主要内容的抛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面进攻。列宁进一步指出“批评自由”的实质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打着“自由”的旗帜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篡改马克思主义。而这种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实际工作也受到它的感染，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倾心于“经济主义”。因此，必须要与经济派划清界限。

列宁面对经济派的攻击考察了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指出了无产阶级要实现历史使命，就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科学社会主义就无法深入他们的血肉，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是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也只有掌握这一科学理论的武器，才能科学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党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更加透彻的了解种种理论问题，并将这些理论传播给工人群众。

2、讨论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提出灌输的必要性

列宁在第二章中回顾俄国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工人运动历程，指出，这些运动都是自发性的，虽然90年代的罢工运动表现出的自觉色彩有所增多，“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表明，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工人运动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工人运动是否有社会主义的意识的指导，是否有明确的计划和要求。而工人本来有不可能自发的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进而赋予工人运动的自觉性和首创性。

在列宁看来，一方面，社会主义学说是有着较高知识素养的知识分子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而对于没有知识修养和实际革命经验的工人阶级来说，内部层次不一，文化水平高低不一，学习能力有限，很难在其内部自觉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所以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只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背景下，两种意识形态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不会留有空白地带。当自发性的工人运动缺乏社会主义意识指导时，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支配，进而使工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并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织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而是需要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工人群众的头脑，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才能有效指导革命行动，进而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