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从一开始“就是现实需要的产物，与国情密不可分，其趋势也受此语境的制约而变迁”（王建开，2003：284）。王尔德创作在中国的译介择取总体上遵循了从童话到小说、再到戏剧、小说序文，最后至文艺评论的循序渐进的翻译选择顺序，虽然其中也有交叉。文学体裁的择取顺序，看似偶然，实则暗藏了目标文学体系的文学翻译择取观念，体现了时代的主导诗学，夹揉了译介者们在复杂的时代语境中竭力扫除王尔德译介障碍、谋求译作出版合法化的翻译选择策略。

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在与20世纪中国绝大部分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都格格不入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被译介过来，在本质上是因为王尔德创作在艺术形式上颇具文学性和审美性；在主题内涵上颇有人学意蕴和人性哲思。王尔德创作尤其刻画、揭示了上流社会人性的伪善、贪婪、自私等非阳光面因素，通过华美辞藻书写和唯美艺术形式表现了因这些所谓人性阴暗面的存在而产生的利益、情欲驱动下的人生困惑和困境。其创作表而不论，留白了丰富的人性哲思空间。虽然王尔德认为，“每一个艺术家所应避免的两件事，是形式的现代性和主题的现代性。……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王尔德著，杨烈译，1979：117），但其思想和创作却具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可以被20世纪中国的不同文学观挪用，被不同时代语境为我所用地解读、汲取、改造和利用。这也是为何在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变迁历程中，会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王尔德形象。

（一）多元文化思潮下的翻译选择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处于新旧体制变革转型期。文学被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陈独秀等五四先驱者视为了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工具。时代文学观具有社会功利性，旨在启发民智、救国存亡。

以突出展现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歌颂快乐王子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初衷，周作人在1909年最早把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用文言文译介到中国，译名《安乐王子》。《安乐王子》文风优美、表达流畅，安乐王子身心完美、具有自我牺牲、无私帮助劳苦人民的美德。基于有意误读，周作人赋予了王尔德童话兼具诠释深刻社会伦理内涵的道德之美和言辞华美、简洁犀利的艺术之美；挖掘了《快乐王子》“旨在运用精巧的童话手法，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问题”（Wilde， 1979：9）的现实主义内涵，表达了自己“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周作人，1921：176。）的希望。王尔德的童话艺术原本只是“为艺术而艺术”，“始于抽象的装饰，始于纯想象的、纯娱乐性的作品，它们涉及的是非现实的和不存在的事物”（王尔德著，杨东霞、杨烈译，2000：336），文中也不含任何理性逻辑推理论证。王尔德认为“生活摹仿艺术”（王尔德著，杨东霞、杨烈译，2000：357），“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实现完美；同样，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抵御现实存在的可鄙的危险”（韦勒克著，杨自伍译，1997：394）。他将文艺观融入童话创作，通过对看似远离现实的、抽象的善恶美丑的夸张对立描写，将丰满、完整、复杂的人性蕴藏在了语言华美、情节夸张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之中。两者一里一表，相得益彰，建构了王尔德创作的潜在核心内涵：人学意蕴与人性哲思。从这种角度看，五四早期王尔德童话在中国的误读，应该是译介者自然情感的激发和自在联想，而非人为刻意作用的结果。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对人道主义者王尔德形象的传播，推动并引发了王尔德译介热潮。1915年起，《理想丈夫》、《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莎乐美》相继被译介到中国。1920年至1922年间，王尔德的《莺和蔷薇》等另外七篇童话，陆续在中国译介出版。20世纪20年代初，王尔德的序文和评论译介也开始出现。1928年，曾虚白翻译了王尔德童话《忠心的朋友》和《英芬德的生日》，以及王尔德的非主流短篇小说《鬼》（The Canterville Ghost）。自此，王尔德的九篇童话和所著的全部小说和戏剧在中国都有了中译本。

王尔德人气持续走高，其创作“在20年代均获得不同程度的译介，其中多数还产生了不止一个译本，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王尔德热’”（谢天振、查明建，2004：321），王尔德被誉为浪漫主义派大文豪。“王尔德热”现象表因是五四先驱者大都曾留学欧美、日本，亲身经历了1900年王尔德去世后在欧洲和日本引发的译介热潮，且不同程度受到了王尔德文艺观影响，回国后便天然地将王尔德纳入翻译选择范围，并大力推崇。内因是五四先驱者从王尔德笔下的人物中，解读出了契合时代语境的反封建传统束缚、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人学意蕴和对矛盾、复杂人性的哲思，如：离经叛道果敢寻爱的莎乐美、用灵魂换取不衰容颜的道连格雷、罪孽深重却纯洁善良的阿布兹诺太太、欲出走的“好女人”温德米尔夫人和”和“坏女人”厄林太太等；阐悟出了王尔德创作，特别是其戏剧，可在无形中承载对民众潜移默化的社会教化作用。相对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戏剧受众更广，搬上舞台后，可触及教育背景良好的社会精英阶层和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表现形式也更直观、更具感染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