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处的时代按迈克斯·勒纳称正处于一个新欧洲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起点和一门新科学——经济学的黎明。在这个时代，正统基督教逐渐衰落和科学威信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主要感兴趣的是力图探寻一种普遍的原则，以调和思想上、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和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以致力于人类福祉，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担负的初心和使命。针对这一“初心和使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是符合上帝旨意的，是上帝为人类幸福而安排的“自然秩序”理论，并宣扬资本主义是使人们“得到一切最大快乐和幸福”的制度。

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总是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并认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才能为社会谋幸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那里，这一思想体现在其经济学的哲学基因中：“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4]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或如斯密所言“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被认为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斯密以此试图证明成为独立主体的、自由的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方面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公众幸福。另一方面，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真正幸福，从而产生了自由和幸福的一个更为平等的散布。斯密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个人利己主义”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人类活动的共同特征，且把人性的“自利”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永恒运行的遗传根源。由此斯密以“自然秩序”的色彩粉饰资本主义，论证这种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秩序最有利于人类幸福。因而，斯密将资本主义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演进的最高阶段。实际上，晚年斯密对商业社会的观察和反思不断深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这一愿景只是市场乌托邦，这种乐观主义态度并非历史事实。

与斯密一样，李嘉图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有利于财富增长及发展生产。斯密基本上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其主要任务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而李嘉图则是工业革命时代以资产阶级利益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其使命是建立抽象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模型，以表明在财富增长方面资本主义的开放性比封建主义的封闭性更有利。他的任务是扫清障碍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为其迅速发展制定新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把资本主义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此，李嘉图认为，在追求个人生活和财产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并不冲突，而是一致的。“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自由竞争不仅保证了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结合，而且开创了生产力发展的无恨可能性。他一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各种要求。李嘉图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是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积累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幸福：“一切商业最终目的都在于增加生产；增加生产……会增进普遍幸福”。基于此，他不遗余力地主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创造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李嘉图先在的成见即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就是一般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