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破解资本秘密、揭露“全民幸福”的谎言是回应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对象，批判性地解答了资本家阶级的“初心和使命”的伪善。

为了揭露资产阶级关于“全民幸福”的谎言，马克思展开批判的第一个方面是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以此论证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并非一致。“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马克思继续说道，“因此，工人只有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要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劳动不仅生产了自身的贫穷和资产阶级的财富，而且劳动不断地生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生产关系越来越尖锐，生产方式异化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永恒特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资本在经济活动中控制工人及其劳动产品，而作为一无所有的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并没有同等权力控制资本，这种建立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基础上的“资本雇佣劳动”剥削关系统治着整个社会。马克思认为，工人劳动创造了全部价值，而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即无产阶级在经济上遭受资本家的剥削。这种剥削关系使资本主义劳动不属于人的本质存在，资本与劳动处于对抗中而非利益一致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了“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 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因此，工人在劳动中处于异化状态，最终导致社会的不幸福。

马克思展开批判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由竞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自由竞争并不能带来幸福：“人们之所以采用竞争，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幸福。关于竞争，大家约定试图一致地对待它……关于它大家都同意……当然，现在看出……竞争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收获……”。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由竞争是资本剥削、奴役雇佣人的关系和条件无阻碍发展的必然要求”[6]547。其本质就是资本家剥削和奴役工人的自由。“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是资本，并不是个人。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只有资本是自由的，并不存在人的真正的自由。实际上，批判自由竞争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由此，从更为宏大的意义上引发出了一种历史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就是剩余价值规律，这个规律既要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前提，又要资本之间相互竞争为现实条件。自由竞争正是充当资本生产过程的最适当形式，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竞争中只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自由竞争并不是人类自由与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形式，在马克思看来，竞争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社会不稳定，产生贫困，破坏公平与正义，总之，它把事情弄到自我毁灭的地步。自由竞争最终产生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对抗表现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工人中间为受雇而竞争，在资本家中间为市场而竞争。这种情况引起阶级仇恨和阶级冲突，使它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且破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幸福。自由竞争“只能是为一些人带来若干幸福，而使另一些人遭受同样多的苦难”。由此，“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针对无产阶级不幸遭遇，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扬弃了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联合体才能真正实现幸福。古典政治经济学诉诸于自由竞争解决社会幸福问题，它认为自由竞争能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幸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造成社会不幸福的全部根源，由此指出了自由竞争的乌托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