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四人帮”垮台，全国人心大快，要求反思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的呼声日高，但其中大多数合理要求均被当时中央最高层领导所拒绝。1977年2月7日，在文革时期代表“最高声音”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力图维护旧的一套不变。同年4月4日，当时尚未正式复出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批评了“两个凡是”。年底，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明确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去进行研究。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因此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闭眼不看历史事实去争论路线是否正确，是没有任何结果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社会实践，除了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文章紧密联系当时以“两个凡是”为中心展开的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的实际，阐述了原本并不复杂、但长期遭到人们忽视和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实践而不是“本本”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此为论据批评了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号召人们解放思想，打破各种精神枷锁，冲破种种思想禁区，从实际生活出发，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去积极地研究和解决新的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此后，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文章，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进行。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讨论中，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实践究竟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大多数讨论者对此问题持肯定的态度——理由或者是出于解放思想这一政治目的（因为很显然，问题本身虽以理论的形态出现，但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或出于政治的考虑而关注这一问题），或者出于理论的原因，但是，也有部分讨论者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对此提出了某种异议。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客观存在”本身，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看它是否与客观对象相符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不是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也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作为“实践结果的客观事实”。陶德麟的观点则可看成是主流派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人对上述两种观点的反驳。他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反对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因为他们看到实践包含人的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在内，从而就怀疑实践的客观性，怀疑实践能否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这是对实践性质的一种误解，因为实践尽管包含主观目的，但它是诸要素综合起作用的整体，故从整体上看，实践完全是客观的，因此根本不必因为担心实践的“主观性”而把“客观存在”本身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况且，这种观点混淆了真理的意义问题和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前者所要回答是什么是真理，正确的答案是认识与对象相符合。而后者所要回答的则是如何判断认识是否与对象相符合。显然，这种判断的标准既不是主观意识，也不是单纯的客观存在本身，而只能是实践。 至于不能直接用实践的结果（或客观事实）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理由同样明显：实践的结果虽然也是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但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客观存在”本身，而且它本身也是实践活动的产物。 今天看来，无论是把“客观存在”还是“作为实践结果的客观事实”或者是“实践”本身看作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实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说得不客气点，它们之间的争论基本上属于咬文嚼字或经院哲学式的争论（“客观存在”说强调真理的要义在与对象的符合，着眼于真理的概念本身；“作为实践结果的客观事实”说强调检验须有客观的说服力，应以客观的效果来验证真理；“实践”说则更看重实践的整体性和过程性，强调其沟通主客观的功能，强调检验真理的确定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学术意义不大。至于在政治上，前面那两种在说法上略微与主流观点有些不同的认识，并没有要与主流观点在政治上所归属的“实践派”唱反调而站在相反的“凡是派”一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