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大批中译日文书籍的传入，日本人所创造的一些表达西方新思想、新事物的词语亦输入中国。在中日语言词汇交流伊始，国人还是对日文转译的西方词汇颇感困惑，因此当时的译者不得不在原词后加以注释。如《译书汇编》1900年第1期登载伯伦知理的《政治学泛论》时将“请愿”一词解释为“民人向政府有所请求谓之请愿”，“代议”释为“即有议院议政谓之曰代议”。梁启超译书时遇到国人尚不熟悉的词汇，往往也加以注释，如“预算”“决算”两词分别注解为“预算者，先大略拟此事费用，逐条列出而筹之也；决算者，征信录之意也。”

由于大量日式新词汇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解释这类词语的词典也应运而生。最早的一部当为叶澜、汪宝荣编纂的《新尔雅》，1903年由上海明权社出版，全书分为“释政”、“释法”、“释教育”、“释格致”、“释植物”、“释动物”等14类，分别对政治、法律、经济、理化、自然等日本输入词汇做了注释。如对“国家”一词解释为“有一定之土地与宰制人民之权力，而为权力义务之主体备有人格者，谓之国家。”“人格”一词则解释为“所谓人格者，谓人之所以为人之资格也……法律上之人格者，人生此生此世必有种种行为，若权力，若义务，凡此等行为不能背于国家所定之法律者也。”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对中国人承认的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进行了统计，共计有844个。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所谓纯粹的日语词汇，例如“服从”、“希望”、“记录”“命令”，实为中国古语，现已不常使用。（二）所谓日本人意译西洋词汇，例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全部为中国古语，现在仍在使用。（三）例如“军事”、“法则”、“关系”、“刑法”诸词语，全为中国古语，非日本人创造；不过，日本人把意义略加变化，使之成为译语罢了。可见，大部分传入中国的日语词汇都是日本学者借鉴古代汉语，反复推敲，苦心孤诣创造而成的。这些古汉语词汇因脱离日常汉语太久，好似少小离家的故人，颇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感。

由此观之，近代日语词汇伴随着中译日书输入中国，历经岁月洗礼，那些表意准确的词汇被保留下来，最终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