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书进行研究的传统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孔子作《春秋》，后有《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为《春秋》作注解分析。不过在宋代之前，对于史书以注解为主，即对其音、义进行解释，宋代开始，史书评点逐渐兴起，明代中后期走向全盛。

以《汉书》为例，现存东汉人注解《汉书》比较完整的注文有服虔、应劭两家。《隋书·经籍志》记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汉书音训》一卷，服虔撰。晋代晋灼以服虔、应劭二家注为基础，汇集前代各家注解，勒成一部《汉书集注》十三卷。此后晋刘宝作《汉书驳义》一书，臣瓒又将此书纳入晋灼的《汉书集注》 而且进一步完善形成《汉书集解音义》。魏晋以后以治经方式治《汉书》者仍代不乏人，齐陆澄撰《汉书注》，梁刘显撰《汉书音》，韦校撰《汉书续训》陈姚察撰《汉书训纂》。入唐以后，学者们更重视《汉书》的研究，将它与《周礼》、《礼记》、《仪礼》等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至颜师古《汉书注》成书，更使训释工作达到了极盛。东汉至唐代以来，《汉书》注解众多，是当时学者对于《汉书》的主流研究方式，虽然也有一些《汉书》评论，但多为零散字句，不成体系。

如果说延至唐代，文人学者对《汉书》重在“读”，宋代则开始进入“论”的阶段。宋代以来，出现了众多《汉书》评论文章，散见于史评、笔记、文集、类书以及目录书中，其中比较重要的论著有郑樵的《通志》、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洪迈的《容斋随笔》、朱熹的《朱子语类》、邵博的《邵氏见闻后录》以及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到宋代后期，更是出现了《汉书》评论的专著，三刘《汉书刊误》、朱子文《汉书辩证》、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倪思的《班马异同》、刘辰翁《班马异同评》等等这些文章为明代《汉书》评点之风的大盛做了铺垫。

明代，则是《汉书》评点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汉书》评点的优秀作品：茅坤《鹿门先生评点汉书》，钟人杰《汉书批评》、徐中行《徐天目汉 书评抄》、许应元《许若山汉书评抄》、凌约言《凌藻泉汉书评抄》、凌稚隆《汉书评林》等。

《汉书》的研究历程就是中国古代史书研究历程的一个剪影，其他史书大抵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基本上《史记》、《汉书》等一类成书极早、内容极精的史书才有这样一个研究过程，成为史学评点的重点书目。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古”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宋明之后所编史书大多品质不佳，多不受当时文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