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所谈到的“历史时代”是“大时代”的概念。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大时代”。在“大时代”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必然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和主题，形成各具特色的“小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三万多字的十九大报告，“新时代”是出现频率最高、最亮眼的字眼。“新时代”作为一个命题或者时间状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新的历史坐标。“新时代”不是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断代，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断代，不是刻意标新立异的历史分期，而是一个历史基本连续性基础上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论表达。“新时代”概念的提出，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时代观，“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时代。”“大时代”与“新时代”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和关联性。“大时代”是“新时代”的宏大叙事背景和强劲的理论支撑，凸显了“新时代”与世界发展同行的指向。“新时代”是“大时代”中具有主体性和专属性的特定历史阶段，体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大的“历史时代”进程中的阶段性部分质变。以“大时代”审视“新时代”，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交织中理解“新时代”，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阐扬“新时代”世界价值的关键所在。
（一）“大时代”之“变”与“不变”：世界潮流和趋势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世界经济和贸易进入恢复性增长期。南方国家经济贸易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超过了北方国家，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和最大的推动力。2020年，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60%以上，出口总量占世界的近70%，全球经济处于黄金增长期。[8]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贸易自由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主流，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层次更深，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国际分工、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全球性的跨境投资、跨国兼并、跨国技术扩散、跨国互联网贸易等大趋势；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世界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大国关系经历重大而深刻的调整。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世界多极化建立在多种力量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基础上，有利于遏制美国建立，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影响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正在催生全球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来临，科技和信息对经济发展起着指数效应。欧美日发达经济体、中印俄等新兴经济体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抢占全球创新的制高点，构建全球科技创新的历史格局；文化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世界范围内，各种文明既相互激荡、摩擦和冲突，又相互交融、借鉴和融合。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加深了解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和学会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
（二）“新时代”之“变”与“不变”：发展前提和站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人类发展的“大时代”融为一体。“新时代”作为一个历史时间节点，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开拓精神、博大的担当情怀在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强军兴军、港澳台工作、外交、治党等十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五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许多长期向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国际战略等方面的全方位、开创性变革。历史性成就带来历史性变革，历史性变革也必定会产生历史性影响。这种影响最聚焦、最鲜明、最根本的促进了社会矛盾的转化。这个转化也是进入新时代的最直接、最主要的议题。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党的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到十八大之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