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收影响高层次人才积累和流动的理论支撑

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始于1956年，蒂博特（Charles Tiebout，1956）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至此人们开始关注税收对一国人力资源积累和流动的影响。他在进行区域人口流动研究时引入税收负担因素，发现：居民的居住偏好会受到税收负担的影响，人们倾向于迁移到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方居住。被誉为美国“人力资本”之父的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90）同样认为政府应该利用税收工具，在帮助一国人力资源积累、投资及扩充上有所作为。

具体到如何针对高层次人才实施税收政策的问题，米尔利斯（James A.Mirrlees,1971）基于效率和公平的考虑，反对针对高层次人才取得的高收入课以重税，他认为对于那些运用自身高知识和高技能而取得高收入的人，如果同样课以重税，会挫伤这部分群体的劳动积极性、降低其社会劳动生产率，甚至会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弗兰克等（1991）从人才流动性的角度阐释了不能对高层次人才施以重税的原因，他发现：高层次人才一般拥有特殊的技能，这就使得他们具有和资本一样超强流动性，同时他们的薪酬普遍较高，适用于最高的边际税率，因此只要两国间的最高边际税率差异足够大，这部分人才就会迁移到税收负担较低的居住地。为此，我国学者郑榕（2001）提出应延伸传统的税收经济学关于“应对资本课征低税，而对劳动和土地课征重税”的观点，对流动性较强的高技能人才也应跟资本一样，实行低税率。
（二）个人所得税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现实依据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个人所得税对人力资源流动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是最早就税收对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展开研究的国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州际关系委员会的调查研究发现，即使同处于美国，各州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也不尽相同，差异至少在0-8%之间。美国学者泰勒沃德（1991）对此进一步展开研究，发现：正是由于美国各州税收负担差异的存在，使得高级管理人员和高技能人才这类流动性较强的人员，在选择工作地点时必然会将税收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以免承担较高的税负。实际上，不同国家间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差异更大，这也使得个人所得税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愈加强烈，坦齐（Tanzi，1995）、经合组织（2013）的研究均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