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类对文化之认知思维方式有二：一曰空间思维方式；一曰时间思维方式。前者将文化视为空间意义上生长于大地之花木，不同文化在空间上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后者将文化统一置入一条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之时间直线上，不同文化在时间上落后先进，排列成序。“进步论”即为文化时间思维之结果，此论源于十八世纪西方之启蒙运动，其具体表征，先为生物进化论，次为社会进化论，再为文化进化论。对此，文化古典进化论者深信人类文化本质统一、起源相同、经历相似，其先祖摩尔根（Morgan L·H）曾明确将人类之全部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稍后之泰勒（Tylor）则进一步断言“人类文化史乃自然史之一部分，社会进化乃生物进化之继续或组成部分，文化直线发展，其多样性不外各族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此等依次发展之各阶段，将人类从最落后到最文明之种族和文化彼此联结成一不可分割之系列”，概而言之，其核心思想大率如是：时间乃一条有始终之直线，文化或社会沿此直线、依序单向而进，而其前提则为人类心理同一论——人类不分种族、民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都具有同一之理性、真善美价值评判标准、精神物质追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由此观之，此论最大之现实功用，莫过于将理解文化之本来空间视角切换为时间视角，继而将本应异彩纷呈之文化样式阉剪为先后顺序不同、程度高低不一之物质进化样式。

以古今之异匡裁中西之别，即为时间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关系认知中之具体体现，其涵义有二：一为以古今之异之文化时间共通性否定中西之别之文化空间相异性；二为以古今之异之时间先后匡裁中西之别之程度高低。前者使诸众只承认中西独有时间之异，并无地域之别，窥断中西之别多为古今之异；后者使诸众只承认中西只有发展程度高低不同，并无评判发展高低程度不同之标准。其实，当下国人之文化思维方式多非以中西空间之别来诠释中西古今之异，而是以中西古今之异来匡裁中西空间之别，即用当下普遍存有西方之“发达”来确证评判中土之“落后”。窃以为，即便人类有同一性，其同一性亦仅在人是“人”而非“物”这一人之异物根本特征上，由此带来之系列使人异物、试图与自然相区分之物质文化活动，尚或有相对明确之发展阶段或方向性，然仅此而已，并不表明人类在具体发展之路径上必是同一，也并不表明人类在人之异物之精神文化活动上具有明晰的方向性和阶段性。对此，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曾在对巴西土著部落田野考察基础上，直云：“进步之人类与其说像一拾级而上之人，每登一级都基于业已征服台阶之上而增之，勿宁说似一赌徒，其运气取决于诸多毂子，每投一毂，四散落地，数目不一，人们或可赢于一毂，但却时有输于另一毂之危险。只是偶尔在某些时期，历史才是积累的”。因此，于方向、路径而言，吾等尚需坚守“一元多线论”而非“单向直线论”，即对任何历史形成之社会形态，如欲分析，理当多维、立体、交叉，而非机械、单线、同一。准此，以古今之异匡裁中西之别当属进步论之思维产物，国人自当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