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又被称为《老子》、《五千言》，为春秋时期老子（老聃）所著，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对以后的诸子百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公认的“百家之祖”。全篇共八十一章，分上下两篇，其上篇为《道经》计三十七章；下篇为《德经》计四十四章。全篇不过五千余字，却包含了修身、治国、齐天下等大道理，历朝历代，为无数的当朝者、文人、有志之士等奉之为经典。

与此同时，《道德经》的国际地位也不容小觑。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道德经》被译成外语的数量，仅次于《圣经》。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英文版的《道德经》数量不少于百部。最早的《道德经》外译本产生于十七世纪，由佛教僧人玄奘将之译为梵文。直到十八世纪，《道德经》才进入西方世界的视野。最早传入西方的《道德经》是一位在中国传播耶稣信仰的传教士，于1788年将《道德经》呈递给英国皇室。1868年，在中国传教的新教教徒乔治·查姆斯（John Charmers），翻译了第一部英文版的《道德经》。随后短短数年，中国的一些学者、翻译大家的译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学问贯彻东西的林语堂先生，其译文The Wisdom of Lao Tzu于1948年在纽约发表，让世界看到了东方世界的智慧。

《道德经》的英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基督教化；文化适应；文化诠释。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早期，传教士利用指代了万物本源的“道”来引出基督教中的上帝。例如，James Legge的 The Texts of Taoism: The Tao The King; The Tao and Its Characteristics于189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阶段产生于1915年，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道”并不同于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并且可以作为普通百姓日常价值观和行为的指导，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无为的处世态度成为了战争后人们的心灵良药和精神寄托，一些译者往往采取了读者为主的翻译策略。例如Arthur Waley 于1934年在伦敦出版的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第三个阶段可追溯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了《道德经》帛书震惊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帛书中《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符合老子淳德归道、全德复道德本意。

《道德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其目的也不尽相同。其中流传较广的几个国际版本分别是德怀特·戈达德（Dwight Goddard）：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和 理雅各（James Legge）等。国内也有许多翻译大家对《道德经》进行翻译，如许渊冲、林语堂、吴经熊等，这些翻译版本都为《道德经》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而最近的国内研究中，辛红娟在《<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2008）中运用描写翻译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方法，将《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现状以及接受度进行了深入地分析。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在翻译的过程中，则试图还原《道德经》这本哲学文本其在当时的中国所想要表达的含义，传递道家所要表达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