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是亚洲第一、全球第八的世界名校，它代表了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教育标杆，为当时的政府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着重从学科的文化、组织和制度等三个维度来探究“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科建设轨迹。

（一）以“振兴民族”为核心进行学科文化建设

知识通过时间的不断衍变和创新而产生众多新的权力形态，它们一直为自己增值，已超过任何一种特定的学科规训工具所能衡量。而知识的集体记忆形成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其本质在于对某种知识体系的看法抑或是对知识演绎的一种行为方式。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塑造出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一直引领着民国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科发展。国立中央大学追溯其本源——三江师范学堂，它是在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创立的，并对国外学科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到了民国末期，国立中央大学已建设成为当时中国学科设置最全且实力最强的大学。

罗家伦在职期间，将“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国立中央大学的发展宗旨。他认为，“大学不只是求学问的地方，更应该是国家灵魂与精神的体现，如果一个大学不能承担起振兴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2]他将这种振兴民族的文化使命应用到学科建设上，并对国外引进的学科进行文化改造，使学科建设模式由过去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向吸收与创新过渡。1934年，外国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政府意识到必须要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并提出“无空防即无国防”，罗家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并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专家罗荣安归国创建中国现代航空教育，但是，由于国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的学科基础过于薄弱，学校决定先试办机械特别研究班，“招收各大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和电机工程三系的毕业生，再进行为期两年的航空工程训练。”以收速成之效。直到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得以成立，从而使大学更加紧密服务于国家需要。此外，罗家伦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在学科建设方面还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平衡”的哲学理念，极好地将学科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结合，达到“和谐共生”的效果。而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大学盲目照搬西方学科建设模式，忽略中国国情，未能有效地将西方学科与中国国情更好的融合贯通，导致引进的国外学科制度与中国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最终走向消亡。

由此可见，国立中央大学跻身成为“亚洲第一大学”主要得益于有学者治校和学科领头人，最重要的是将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观念贯穿于学科建设中。换句话说，文化规训学科的发展，即西方的学科模式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改造，让西方的学科模式更适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达成一种和谐状态，从而促进西方学科模式在中国实现良性发展。

（二）以国家需要为重心构建特色型学术组织

大学在中世纪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而诞生。人们将中世纪的大学组织情况描述为：“一个法人团体、一所大学，其真正有代表性的、合法的行政权力，属于‘全体集会’。基于大学的基本结构，全体集会由教师、教师和学生或者只有学生这三种形式构成，由校长主持(或者如牛津和剑桥那样，由教长主持)。”而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从组织的视角出发，提出：“大学作为权力系统中最底层的学术系统，按照权力的形式，可以将大学的内部权力分为扎根于学科的权力（学术权力）、院校权力（董事、院校权力）及系统权力（政府、政治权力）。”因此，本文将大学定位于权力系统中最底层的学术权力组织。1930年代，随着我国大学规模日益扩大、学科体系日趋完善以及管理体制逐步规范，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现代大学制度。但是，在此过程中，国立中央大学独立的学术组织特性逐渐被政治权力所湮灭，学科结构和课程标准的安排逐渐顺从于国家政治权力。就如福柯曾说：“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什么知识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总是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关系的规训或制约。” 

在中日战争爆发之际，国立中央大学大力发展实用学科，如机械工程、电机工程以及化学工程等系科，以直接服务国家需求。罗家伦在国立中央大学曾明确指出，“我们应使一切科学的研究，能与外界发生关系，尤应特别注意使实用科学与国防发生关系”，而且，要“力谋与学术机关合作并与国家及社会事业打成一片。”一方面，实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大学作为独立的学术组织，要解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935年教育部在对中央大学的训令中提出，“……该校应即添办医学院于下年度开始招生，以应国家急需。”[9]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中央大学创办医学院、牙医专科学校以及兴建水利工程、航空工程等系科。在课程标准上，中央大学的《各院系修订课程时应注意事项》中明确提出：“当此国难严重时期，一切课程之设置，尤应特别注意有关民族生存之问题，以养成健全实用之学术人才为主旨。”这都说明了中央大学的知识生产价值以满足国家和民族图存的需要为衡量标准。但是，在此标准下，各种权力纷纷打着民族大义的旗帜，顺理成章地对大学知识生产的过程进行介入，对于教师的人选、图书馆的设置、课程和授课计划等学术事务干预过多。如193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的《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和《文理法三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草表》，以“行政权力”规定全国大学各学院应设课程及学生考核办法。这种做法在各大学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西南联大为此致函教育部，表达了对科目表草案的强烈不满，显示其对于政治权力规范大学学术事务的抵抗，相比西南联大对政治权力规范大学学术事务的抵抗，中央大学作为权力最底层的学术权力组织，对于教育部以“政治权力”介入大学学术事务的做法并没有持抵抗之意，反而采取主动配合和积极融入国家主流意志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