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中，多个学者运用巴洛克风格特征来解读中国古代诗歌，与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的齐梁诗风为典型巴洛克风格不同，西方学者认为中晚唐诗歌呈现更为明显的巴洛克风格。刘若愚认为李商隐的诗歌代表了中晚唐诗歌显著的巴洛克风格；傅乐山认为韩孟诗歌“背离中国诗歌传统主脉”，应名其为“巴罗克诗派”；黄德伟从修辞、诗歌形式、诗句的张力等方面详细剖析中晚唐诗歌的巴洛克风格特点；其他学者如格雷厄姆（A. C. Graham）、宇文所安等针对晚唐诗歌的风格问题进行有关探讨；有的研究还上及杜甫，下及五代词人。

西方的巴洛克风格脱离常规的特征被概括为“过度的”、“稀奇古怪的”、“奇异的意味”。巴洛克诗歌崇尚创新，打破传统诗歌格律，用嘲讽和雅谑的态度对待传统。玄学派诗人常用“奇想”（“巧智”）的写作手法，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反逻辑的“诡辩派”、矛盾论述、句法扭曲。巴洛克风格体现的是一种思想的冲突、“抒情运动的张力”，一种追求独立的形式，表现了个人与动荡不安的世界之间的冲突。

中国传统诗学理论认为“诗为天人之合”，诗是人与外部世界相关联的重要形式，显示着宇宙之道。中国诗论强调诗是抒发内心情志的重要载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可以通过诗的形式抒发内心积郁，诗可以兴、观、群、怨。我国诗歌创作讲求意趣，要求诗歌创作常常推陈出新，“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看起来和巴洛克风格中的“奇想”有类同之处，但我国诗论讲究的是合情惬意，乍看出人意外，细想又在情理之中的意趣，与巴洛克风格的反常态、反逻辑、追求晦涩的神秘主义不同。

巴洛克风格从审美的角度则表现为强调艺术主题的情感与才情，追求艺术之美，不泥古的创新精神和想象力。哈兹费尔特认为巴洛克艺术的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关系”，施皮策认为巴洛克艺术家对语言是怀疑的态度，他们意识到“词汇和事物间的距离，他们觉察到了意义与形式之间的联系，但同时又看到了这一联系的破裂。”其相悖公式是“说出某件事物，但同时又充分意识到其不可言传。理解从意向转换为表达的全部困难，语言表达的全然无效”。华丽的、朦胧的、奇思异想的装饰性文风，甚至达到矫揉造作、仪式化、舍近求远的程度。

在语言表述的美学特征方面，中国古代诗论认为应该“意生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心雕龙·隐秀》论述了文章含蓄的“隐”意为“情在词外”、“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而“秀”则使文“彼波起辞间”、“超逸独拔”。关于诗歌造意的朦胧迷离，方东树评价韩愈的《秋怀》诗十一首“用意深微，文法奇变，隐藏难识”，与巴洛克风格的描述颇为相似。但我国古代诗歌对语言的达意功能从未质疑，即使是言外之意也应提供较为确定的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