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曾不止一次地在诗作中说明自己与大唐皇族同宗：“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君家在河北，我家在山西，百岁本无业，阴阴仙李枝。” （《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这当然不是自夸之词。李商隐的远祖确实与大唐皇族有着血缘关系。但到了李商隐这一支脉，其关系已十分疏远了。中国古代政治权利的亲疏是以宗法制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所以这样的皇族旁支血统，“自然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利益。”[8]13从李商隐的曾祖父李树恒开始，到祖父李俌、父亲李嗣，基本都是担任品衔十分低的官职，“阴阳仙李枝”对于他们来说或许仅仅是一个关于追忆祖先尊贵身份的梦，一个希望有朝一日振兴家族或者说李家这一支脉的梦。也许这个梦到了李商隐的身上依旧在绵延着，乃至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就不自觉得要承担起振兴家族的使命。“振兴家族”是以承受“家道中落”这个残酷的现实为前提的，虽然李家的衰弱与年幼的李商隐并无直接的关系，但作为家中的长子，李商隐无疑在很年幼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而这一切，对于年幼的李商隐来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包袱。他无权、也不可能选择，也没有资格放弃这个与生俱来的包袱。

家族振兴的责任迫使李商隐“早慧”。在同族的一个堂叔的培养之下，李商隐很早就开始了系统的文化教育。早年的李商隐，是一个积极入世的文艺青年，虽然他也有“不知身世自悠悠”的彷徨，可更多的是“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人生理想。在还未经历太多封建科举和官场摧残的年轻的李商隐心中，更多的是振兴家族的愿望。这种积极入世，求取功名的心态，虽说也是诸如杜甫等中国古代多数诗人所向往的，但在李商隐的身上无疑多了一层含义——这便是从小担负在他肩头的，振兴家族的使命。振兴家族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双重使命肩负在李商隐身上，让年轻的李商隐自踏入仕途的那天起，便显得“任重而道远”。或许这一颗年轻的心灵，早已感受到了这一份沉重，所以这个时候的李商隐，似乎对自己的归宿抱着“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理想结局。李商隐以范蠡为楷模，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完成这一切使命之后，可以彻底回归自然，寻找自童年开始因责任和包袱而失去的“性灵式”的人生。这种思想，无疑是其幼小心灵承载巨大压力后而在成年的人生观上的反映。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李商隐成年后热衷于功名的追求，并因此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一生不得其志，与其急于完成自童年以来就担负着的振兴家族的责任有着密切的关系。[9]17

这种从童年起就肩负家庭未来希望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李商隐，让他的人格中多了一份“心系家庭”的魅力。面对丛生的芦叶，他漂泊羁旅之感顿生，状“思子台边风自急” （《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之景，来抒发母子之情，寄托对家乡的思念。[10]66面对万里风波，他百感交集，高吟“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来缓解淤积在心中的苦闷。李商隐的一生是落魄的，他虽然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自己的才华，但他的才华并没有过早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在一定程度上说，李商隐因“早慧” 而展现出的才华与步入仕途后的不得志，和他那个本是大唐皇族的“仙李枝”而又几代落魄的家庭背景颇有几番相似。对于他来说，自己是落魄的，家族也是落魄的。用一个落魄的自己去振兴一个落魄的家族，其结果似乎也只能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了。而这一切悲剧的起源，就是他不幸的童年经验——家道中落、父亲早亡给他作为一个家庭长子带来的童年缺失性经验。

李商隐曾在《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一诗中慨叹道：“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这里的梅花，当然是他个人“早慧”却不得重用的真实写照，其生不逢时的感慨溢于言表。梅花本应该开在腊月，而作者到了扶风，看到了十一月中旬开的梅花，正是所谓的“所开非时”。本来在腊月盛开的梅花，是向芸芸众生通报春季即将到来的使者——由于盛开在腊月和正月的交汇点上，梅花可以当做前一年最后盛开的花，也可以当做是新一年率先盛开的花。但十一月中旬盛开的梅花，由于盛开得过早，其凋谢的时刻也会随之提早，这样在新一年的到来之前就会凋谢。李商隐在这里，无疑是借梅花表现自己的生不逢时。然而，这种生不逢时之感，虽说直接原因是由于仕途上的挫折导致的，其实在他童年期就已经在潜意识中孕育起来了。前文已经提及，李商隐出生时的李家已经是家道中落，而面对父亲以及姐姐们的离世，李商隐无奈担负起振兴家族的使命。然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似乎不会没有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他不是生在家道中落的时候，那么他的命运是不是会被改写？或许年幼的李商隐已经向上天盘问过多次了。对于李商隐来说，早开的梅花，同样寓意着他那个曾经是“仙李枝”的家族的衰败。也许在李商隐看来，“今年”的李家是需要那梅花的香气来庇佑，然而专为李家盛开的梅花却开在“去年”，一个李商隐并不需要它盛开的年份，早早地盛开过了。李商隐对梅花早开的慨叹，并不仅限于这一次。作者在梓幕后期创作的《忆梅》有“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之句，再一次道出了相似的心境。著一个“恨”字贯穿全篇。如果说“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还仅仅是怨，那么“常作去年花”已经由“怨”及“恨”了。作者因“早梅”而起兴，“早梅”激发了作者生在家道中落之时的童年缺失性经验，唤起了他的失落感。进而联及自己的“早慧”与壮志难酬。这一复杂的情怀，在相隔多年创作的两首诗歌中性质恒定未变，强烈程度却逐渐递增。足可见这样的情怀在李商隐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故此，李商隐许多感慨生不逢时的作品，其情绪体验的来源，依旧是他那不幸的童年缺失性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