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陈晓明在分析莫言小说创作特质时，使用“在地性”的概念，陈晓明认为“莫言小说最突出的特色，可能是他始终脚踏实地站在他的高密乡——那种乡土中国的生活情状、习性与文化，那种民间戏曲资源以及土地上的作物、动物乃至泥土本身散发出来的所有气息……一句话他的小说有一种‘在地性’”。这种创作特质在阿来小说叙事中也有鲜明的体现。阿来生态书写中的藏地空间，从文化地理角度看主要是三大藏区中的康巴藏区，具体来说是川西嘉绒藏区，是一个汉藏交织的区域，它既具有一般乡土特征，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

土地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乡土叙事传统中重要描写基地，土地空间往往存在着农村自古以来的“地母情结”。“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女性和大地在创造生命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传统农耕社会，农民把土地视为母亲，表现出人们对大地的极大依赖。受汉文化影响，嘉绒藏族是一个“对土地的倚重大于对草原的依恋”的民族，自古以农耕为主的土地空间成为乡村近乎神性一般存在。其表现在：

首先，一旦天灾人祸便导致土地颗粒无收，农民就会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民不聊生。《蘑菇圈》中因“山上的原始森林被森林工业局的工人几乎砍伐殆尽，剩下的被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导致河流干涸使得机村村民的生存受到严峻的挑战，犹如世界末日般给饥饿折磨的农民带来生存压力。《三只虫草》里原居民“一家人的柴火油盐钱，向寺院作供养的钱，添置新衣裳和新家具的钱，供长大的孩子到远方上学的钱，看病的钱，都指望着这短暂的虫草季了。”《河上柏影》中王泽周的父亲作为周围几个村子里唯一的木匠，靠着自已传统的伐木手艺为生。藏区居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土地是他们生活来源。

其次，藏区地理位置多处高山峡谷，大漠纵横、河流密集的边缘区域，藏族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交互感应的联系，造就了各少数民族的自然信仰。从阿来的作品里，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藏族将宗教信仰融入在自身的血液里，熔铸于西藏辽阔的高原上，成为不可动摇的民族特性。《蘑菇圈》中关于雪山之神阿吾塔毗的传说，具有神性色彩；《三只虫草》中，虫草季开启前，“喇嘛坐在上首，击鼓诵经。男人们在祭台上点燃了柏枝，芬芳的青烟直上蓝天。”在家里，藏族人民也都有例行的仪式。比如桑吉的父亲劳作一天回到家里，“父亲净了手，把小佛龛中佛前的灯油添满，把灯芯拨亮。”在《河上柏影》里，对藏族传统丧葬方式——天葬，有所描述。天葬核心是灵魂不灭和轮回往复，藏族人民推崇天葬，认为拿“皮囊”来喂食秃鹫，是最尊贵的布施，是大乘佛教在藏区的体现。这一切书写无不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对信仰的坚守，对神灵的敬畏。

再次，在阿来的藏地空间叙事中，阿来“山珍三部”均各自以高原植物“松茸”、“虫草”、“岷江柏”为叙述焦点，使作品处处散发着隐喻与象征的意味，透露深刻的文化内涵。意象主义诗人庞德曾说: “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自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在藏区，松茸与虫草的采集由来已久，依循松茸与虫草等名贵药材的采集而构建的“虫草社会”，成为藏族原始文化的重要构件之一，绵延出历史悠久的采集文化。三种意象共同隐喻着一种“原始生态文化”（“原生态文化是指某一区域族群自然形成的，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和冲击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原始性和自在性的特征，与该区域的地理形态和该族群人的自然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所以还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也象征着人类以及其他自然生物的命运多舛。“山”是原始生态文化，“珍”即物的奇珍、人品质的珍贵。阿来借助三种中心意象隐喻并暗示时代变迁给人类、原始文化乃至自然生态带来遭际，以期在历史的进程中找回人性与生态的栖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