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论

关于皎然诗论批评研究主要在“五格评诗”和评价具体诗人即批评实践两个方面，以下分论之。

1.五格评诗

皎然将诗分为五格，围绕用事、不用事来命名每格名，每格下详列汉魏至唐代的诗作五百余例。关于每格所列诗人和诗歌的统计研究，周萌在《唐五代僧人诗格选诗的统计分析》中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从总体上看，《诗式》共录诗人169人，选诗509首。不过，由于蔡邕《饮马长城窟行》、郭璞《游仙》（其六）、李陵《与苏武诗》（其二）、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两处同引，故实选诗505首诗，平均约3.3首/人。”同时，文中对每一格所选诗人朝代和所选诗歌数量都进行了统计和整理，得出“僧皎然最重视的还是谢灵运时代和齐梁时代”，“‘不用事’虽是诗歌的至高境界，却很难效法；‘作用事’虽然次之一等，却最能体现为文之用心，不仅可能，而且值得效法。”[]等结论。以上统计研究对皎然诗论的研究有重要价值，但文中对皎然分格选诗的理论内涵不够深刻，这则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关于五格品诗的诗学内涵研究，主要研究文章以许连军的《论皎然“五格”品诗及其唐诗观》为代表，文中分论每格中的诗歌探究其深层的理论思想。第一格主要是“对诗格、诗境的讲究导致苦思立格、苦思取境的诗学观念的出现”；第二格主要是“尚”作用；第三格主要是“重新变，贵创新”的思想；第四格“例举其前辈诗人和同时人的诗作加以评点，显示其诗歌批评和诗歌理论的当代性和现实针对性”；第五格皎然诗论倾向发生改变，“大历末期的诗作因‘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优柔往复’而得到认同”。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五格评诗的倾向性：“一是皎然推崇汉魏古诗，崇尚自然。二是在选诗时，以五言诗为主，七言极少。”[]

关于五格品诗的合理性研究，主要文献有王运熙的《皎然诗学述评（续）》、李艇的《皎然诗歌批评标准和诗歌分类标准的矛盾性和统一性》和杨芬霞的《中唐诗僧研究》等，王运熙的《皎然诗学述评（续）》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每一格的诗论思想，并从中窥探出，皎然品诗标准是情、格二者，并结合是否用事。同时作者也指出，皎然评价最高的是汉魏古诗、南朝二谢等，但对唐诗的成就估价不足。李艇在《皎然诗歌批评标准和诗歌分类标准的矛盾性和统一性》中认为皎然五格品诗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皎然的“是否用事”偏重于作品的形式因素。其次，由于诗歌分类标准违反逻辑，致使诗歌批评标准混乱。再次，各个格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使用时随意性很大。但其统一性方面，虽然在诗歌分类的标准和诗歌批评的标准上有逻辑矛盾之处，但在文学总倾向上，还是统一于“情多、兴远、语丽”这一总方针的。杨芬霞在《中唐诗僧研究》中肯定了皎然将“用事”引入诗歌评论中，认为“皎然在‘真于情性’的基础上，将用事拉入诗法的标准。为此皎然重新定义用事，将一般意义上的用事分为借古事叙写自己情志的比兴与叙说古事之用事，既拓展了诗歌表达的自由度，又为评判诗歌的品级提供了便利。”[]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目前研究能够多方面阐述皎然五格评诗的矛盾性和丰富性，能够全面把握皎然的诗学思想，认为五格品诗虽以用事和不用事来命名每一格，但其批评标准不仅仅是是否用事，还包含了情多、格高、语丽等内涵。

2.批评实践

关于皎然评价具体诗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大历诗人等人的评价研究。首先是对谢灵运的评价研究，周萌在《〈诗式〉“文章宗旨”条疏证》一文中，梳理了对谢灵运的诗选，并从《诗式》“文章宗旨”条为切入点，分析了皎然推崇谢灵运的原因在于对其政治意识和政治精神的认同，而这也折射出了皎然积极入世的心态。[]许连军的《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一文也认为“谢灵运山水诗大多已成为其生命的体验与寄托，山水与生命情性得以交融贯通。尽管有些山水诗中确实存在山水与理趣被打成两截的情形，但艺术上的瑕疵不足以否定其山水诗中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这一点上，皎公可谓解人。”[]可见对谢灵运的评价研究，并没有局限皎然是谢灵运后人的原因，而是更为客观地分析皎然对谢灵运的推崇和其中所折射出的诗学思想。其次是对陈子昂和沈宋的评价研究，许连军在《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亦有论述，皎然认为陈子昂“复多变少”，沈宋“复少变多”，扬沈、宋而抑陈子昂。这种评价所折射出的是皎然对“复”与“变”的理解，“重变不重复，强调变。”最后是对曹植、鲍照、王维等人的评价，相关论文有杨贵环的《皎然〈诗式〉对曹植诗的批评》、罗春兰的《皎然〈诗式〉对鲍照的接受及原因探析》、李本红《皎然诗论对王维诗歌接受史的意义和作用》等。

此方面的研究多选取具体某一个或一类诗人的评语进行分析，研究较为深入，但整体性的研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