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的情节本身有既定的设计模式，主人公都背负着“报”的中国文化传统，而以男性作设定的主人公大多都背负着“报仇”的“原生”使命， “原生”的意思是指主人公一出生已面对和展开报仇的轨迹和方向，主要是为上一代(多为父亲)的缘故，其次是为师门(在武侠小说中师门亦寓指家庭)的缘故。如《碧血剑》的袁承志在一出场时已背负着父亲袁崇焕的家国之仇，间接促使他上华山习武，协助闯王李自成称帝的路。又如《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从冰火岛回归中原，便要面对双亲自杀，长大后找六大名门正派报仇的命运。可以说，主人公都面对“家”和“国”结合的命运，这种命运是不能由主人公自抉的，在“国”的大舞台之下，“家”和“个人”的定位虽显得渺小，但不能或缺，因为他们是互相配合的。例如《天龙八部》的萧峰既要面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窘，同时要面对宋辽两国之间的矛盾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最后走向自责甚至自我毁灭的道路。

萧峰的例子正好说明当主人公同时背负着“家”和“国”的冲突时的处境，这里的“家”是指主人公土生土长，赢得成就(丐帮帮主、“南慕容北乔峰”的地方，而“国”则指国族身份(辽人)。当他发现自我辽人身份的时候，已经开展走向自我毁灭的路(武功盖世，难遇敌手，除了懂六脉神剑的义弟段誉)，陷入两难的局面。

当然，有更多的例子是主人公同样背负“家仇” 和“国恨”，但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在“完成” “家仇”后可以放下“个人”，抵御外侮。如《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神雕侠侣》的杨过，他们的成长经历都是刻苦的，既面对双亲缺席，又背负名门正派的责难，在成长过程中同时受到生理的重创(张无忌受玄冥神掌之苦；杨过受断臂之苦)，同时面对“家仇”(张翠山和殷素素因六大门派迫问谢逊的下落，加上自我身份的矛盾而选择自刎；杨过一直想为父亲杨康报仇，一直寻找杀父凶手，更揣测郭靖夫妇的为人)虽然他们在过程中都“意外”地获得了绝世武功和武林盟主的荣誉，但他们都不曾享受其中，而此等外在“奖赏”，也弥补不了他们心中的痛苦。

这种“成长小说”式的情节安排，在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笔下十分常见，主人公都经历4个过程：刻苦、考验、获得、完成，主人公首先经历痛苦，然后经过道德或原则的考验，之后获得绝世武功或武林荣誉，最后完成自我使命。例如《飞狐外传》的胡斐、《碧血剑》的袁承志、《射雕英雄传》的郭靖、《连城诀》的狄云，例子众多，不能一一列举。而其他新派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没有经历像金庸小说的主人公般的“成长模式”，但同样一开始已陷入窘局。例如古龙笔下《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李寻欢、《流星‧蝴蝶‧剑》的孟星魂等；梁羽生笔下《白发魔女传》的卓一航、《七剑下天山》的杨云聪等等。根据故事的设计和角色的定位，他们一开始都受困于“家国”或“爱情”的樊篱。

现代新派武侠小说比传统武侠小说在情节、布局、武打场面、角色设计等都更加复杂，传统武侠小说在体现主人公的悲剧路向和背负不同“报”的元素都显得更为直接。20世纪初鲁迅写了不少故事新编，其中《铸剑》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武侠小说最大的讽刺(取材自干宝的《捜神记》)。当中的眉间尺背负着为父报仇的命运，决心杀楚王；晏之敖者则为古代“侠”之代表，获得了眉间尺的信任而誓杀楚王，完成使命后自己的命也就可以牺牲了，而他们之间则建基于一种互信。故事不单放大了“侠”在古代社会的意义，把“侠”舍生取义的精神完全得到发挥。眉间尺可以把“剑”和“生命”交托给别人，为的是完成复仇的人生唯一愿望。而晏之敖者也遵守了诺言，杀了楚王，完成任务后见眉间尺和楚王的头颅互相追噬，于是割下头颅，加入混战。这种荒诞的描写为了说明“侠”在完成任务后的境况─性命已经不重要了。眉间尺由一开始已肩负报仇任务，他的命运一开始已操控在母亲和楚王之间，改变不了。他的死似乎是必然的，一来他肩负父仇，二来他武艺不高，假托他人亦要先奉上性命。可见，在武侠世界中，人命的价值比道义和仇恨低得很。原因是作者在展现一种既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道德和义为依归，武侠小说发展到20世纪中，在内容上加添了情爱的元素(同时加强女主人公的“戏份”)，以及在叙事手法上向西方文艺作了借鉴，才开展了不同的局面。但骨子里仍是相连贯的，就是主人公的命运设计，已经有了既定的轨迹，只有受他力而非自力的影响。

有学者把20世纪以前的武侠小说笼统分作唐宋豪侠小说和清代侠义小说两大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