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总是在对当下生活世界的改造过程中充满着对未来理想生活的构筑与向往，这种理想状态既是未来社会的可期目标，又是敦促人们进行现有实践活动的内驱动力。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美好生活不是突发奇想的超前理论探讨，而是在承接着中西优秀文化理念，包括对拉美美好生活理念借鉴基础上，立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我国所形成的新的价值导向，同时这种新的价值导向又包含多重意蕴。

（一）作为交往方式的美好生活，体现了与人为善的情感诉求

马克思从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出发，认为交往是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方式，是人们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的前提，处于交往关系中、指导实践交往形式与交往进程的最直接的要素就是人，人们在交往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于交往本身，从而对交往主体的交往方式与交往途径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架构，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进而构建美好生活的现实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形成良好的个体交往关系在建构美好生活形态过程中具有先在性作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处于一定共同体中的个人必然会有结成一定相互关系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内在导向必然是以拥有良好的情感基础为前提，只有以这种情感基础为前提，才能在相互作用中避免产生对抗性矛盾，使得人与人保持相对友善的状态。另一方面，促成健康的群体关系对美好生活的发展具有助推功能，社会存在的基础单位不仅包括个人与个人的朴素交往，还包括群体之间的复杂交往关系，不仅包括特定社会内部的群体组织，也包括世界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群体行为，妥善处理这种具有张力的群体关系是建构和谐世界的关键。

（二）作为实践方式的美好生活，彰显了与自然和解的道德观诉求

古今中外，凡希冀美好生活愿望者，概莫会驳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于幸福生活的重大意义，人与自然的和解表达了一种里应外合的价值需求。中国古代先贤老子就是十分强调天人合一关系，天人合一关系中的“天”，在这里不妨看作自然，其理念体现了平等、包容、尊重的伦理倾向，旨在提醒人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反思在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对自然万物所造成的不平等待遇，重拾物与我同在、共生、共存的价值取向，实现奈斯所称的“大自我”与“小自我”的完美统一。西方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高兹提出“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1]，这一模式旨在提名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无限制的生产商品，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的供给极限,因此遭到了自然界的猛烈反抗，如伦敦烟雾事件。这启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同等关注并尊重生态美好家园的建设，如果将以人类为中心的民生导向误植入生态领域，就会形成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错位局面，这种失衡关系必将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局面遭到坍塌。人与自然的和解，不仅关涉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正确思想取向，更展现了人类对于自然之供给所体现出的感恩与报德的道德倾向，真正指向人的主体存在之理智的一面。

（三）作为生活方式的美好生活，体现了与社会和谐的价值诉求

社会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人群集合体，从而围绕这个人群集合体的各种需求而衍生出诸多的社会性集体组织与活动，包括在各个领域中进行生产的活动，提供给人们为满足劳动之外需求的消费娱乐，维持一定社会稳定、使社会健康发展的政治生态，还有促进人类知识文化储存与传递的教育。因而，要实现社会和谐，从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要有效处理社会各类要素之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中主要涉及实现对家庭关系、共同文化及传统习俗三个层面的价值并置。首先，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的细胞组织，对社会整体的组成和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重视家庭教育和成员素质的普遍提高是个体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前提，和谐品质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培育个人健全的人格、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其次，社会共同体所形成并凝结成的一定的文化成果即共同文化，在今天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时代精神、表明时代人群共同价值追求的价值观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导向作用对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会有引领功能。最后，传统习俗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共同文化的内涵，但同时又有自己特定的外延性存在方式，社会共同体中存在的各种组织都有自己经年累月所形成的特定的代表自身的习俗方式，他们都体现了特定组织中人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要在宏观层面实现对人民期望的满足，更需要倾注于微观领域，尊重、支持社会微小文化的发展，只有这样，和谐生活才能为实现美好生活增色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