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开始长征至今已有80多年了，经过多年的发展，关于长征文化的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长征文化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呈现出研究领域逐渐加深、研究地域逐渐细化、研究主体逐渐扩大的特点。

（一）研究历程

长征文化的相关研究和长征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密不可分的，从研究历程来看，长征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是长征开始阶段，也是长征文化研究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长征途中开展的多样文化活动、文学作品为代表，如《两大主力会合歌》《红军舞》《雪山行》《长征》等，充分鼓舞了革命将士的士气，为革命胜利贡献了一份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二阶段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是长征文化研究的奠基阶段。这一阶段，对长征文化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和学理化，主要是对长征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对长征事件的追忆。如1958年周鞏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我是怎样进行蒐集红军长征时遗留的革命文物》向我们展示了长征文物的搜集和相关文献资料整理的过程之艰，细节之繁；1965年刘伯承在《历史教学》期刊上刊发的《回顾长征》和1975年《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的《忆秦娥娄山关》，为我们再现了长征的艰辛和红军革命志士的勇敢无畏。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长征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关于长征文化的研究逐渐呈现系统化的特点。陈宇在1996年版的《长征精神万岁》一书中向我们系统展现了感人至深的长征精神，这也是长征结束以来第一部全面展现长征精神的书籍。此外，1998年由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长征中的文化工作》对长征中的文化工作进行了详细梳理，这也是长征结束以来少有的系统研究长征中文化工作的著作。第四阶段，始于2000年，是长征文化的新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各界逐渐出现了研究长征文化的新高潮，部分研究者开始自发地或由政府主导成立了一些关于研究长征文化的协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1月21日在贵州省遵义市成立的长征学会和2016年8月26日在广东省广州市成立的广东省长征文化促进会。此外，在2006年中国工农长征胜利70周年和201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关于长征文化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受到广大研究者的热情关注，形成了两次研究长征文化的高潮。这一时期，长征文化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理性特点，整体研究趋势是逐渐以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旅游开发、文化自信等方向展开的相关研究。

（二）研究地域

长征文化的研究地域主要是长征沿线，包括革命遗址、会议会址、革命纪念馆、名人故居等。红军进行长征时共有四个部队，其中包括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西康，中国旧省名，1928年—1955年称为西康省，简称康，省会雅安）、甘肃、陕西共11省；红二方面军途径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共8省；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共4省；红二十五军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共4省。”[]这四个部队共跨越了十四个省份，在这些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也为最终革命的胜利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在红军长征的行程中也为我们研究长征文化留下了大量素材，如位于四川成都的红军长征纪念馆、贵州遵义的遵义会议会址、甘肃会宁的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等。

（三）研究主体

长征文化的研究主体涉及比较广泛。从国家层面来看，以党政机关为代表，如各级党史办；从学校层面来看，以高等院校、各级党校为代表，如井冈山大学、遵义师范学院等高校设立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从社会层面来看，以社会上相关的研究机构、军事爱好者、史学爱好者以及革命后代等为代表。总的来说，长征文化的研究主体包含两个特点，第一，研究人员来自社会各界；第二，研究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