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布商贩卖的布匹类型多种多样，下面主要选取特色鲜明的四类产品做出考察。

第一、潞绸。潞绸是明朝最流行的丝织品之一，与蜀锦、湖绸、吴绫并称为四大绸缎。潞绸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潞安、高平、凤台盛产桑麻之地，朱元璋分封其子沈王朱模于潞州卫，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潞绸的发展与推广。朱模就藩潞州卫后，征调本地织户与江南织户共同从事潞绸织造，生产出的潞绸除供自身需求外还作为精品丝绸上贡朝廷。随着产量的增多，潞绸也作为商品流通于民间市场，王守义先生认为，“明代潞绸年产量估计在10万匹之上，”笔者同意这种看法。顺治《潞安府志》载：“至于绸，在昔殷盛时其登记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彼时物力全盛，海内殷富，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行于外夷。”可见潞绸不仅流行于国内市场，还出口海外，明代流传的小说中也多次提到潞绸，其风靡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明后期政府加派、官员勒索、明末战乱、环境破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入清以来，潞绸产量不断下降，其在布类产品中所处的地位也今非昔比。史载清初泽潞地区“山邑不出桑茧，丝线取给山东和南北直等处。”盛极一时的潞绸终究走向了衰败。

第二、榆次大布。除潞绸外，榆次大布也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山西本土布类产品。乾隆《榆次县志》记载，榆次地区的人民勤于纺纱织布，织出的布多有剩余，当地人就把布贩于四方，“供衣服租税之用，”这种布也就被称为“榆次大布”。榆次大布的优点是布幅较宽，布质坚密、持久耐磨，缺点是制作称不上精美。乾隆朝县志记载，该布的销售区域主要是供给太原及太原以北地区，甚至贩卖到京师地区。同治朝《榆次县志》的记载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榆次大布的销售市场主要在西北诸州县。随着洋布在中国市场的流通，榆次大布的销售大受打击，逐渐消失于历史舞台。

榆人对于榆布销售市场萎缩，洋布大肆流行这一现象并未消极懈怠，而是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民国《榆次县志》对榆次大布发展低迷情况做出了合理的原因分析，其一为榆人向来只重视发展农商而忽视制布工艺的改良，其二为正太铁路的通车，为洋布广泛流入山西市场提供了便利，榆次大布较之洋布优势丧失，产量锐减。基于此，榆人积极应对，榆次县创办晋华纱厂机器纺纱利晋公司，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利用后期修建的同蒲铁路的优势，大大提高了布类产量与生产效益。

第三、棉布。明清时期棉布在布类销售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是民众衣着的主要原料。当时的棉布产区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山西境内也有部分地区从事棉布生产织造，史载孝义地区男女都能纺织，其所生产的棉布主要贩卖到西北地区，原材料棉花主要来自河北真定等处。翼城县盛产白棉花，有长、短毛之分，长毛者为笨花，短毛者为兰花，还产土棉花，其色如土，也叫紫花，这些原材料的种植为翼城棉布织造提供了条件。永济县织造的棉布较普通棉布布幅加宽，有粗细布之分，主要供给于北方市场。尽管省内有这些地区从事棉布生产，相较于布商庞大的棉布需求而言，这些棉布产量只不过是凤毛麟角，山西布商主要从江南地区收购棉布，利用地区差价获取利润，《嘉定县志》中就曾写道：棉布，“商贾販鬵，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其利至饶。” 可见，江南棉布在山西很有市场。

第四、洋布。洋布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早，明嘉靖《广东通志》就曾记载，洪武四年暹罗国国王派遣使臣来华朝贡，贡品清单上就出现西洋布，当时的洋布主要作为贡品流入宫廷，并未广泛流通于民间市场。洋布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它凭借色泽鲜艳、价格低廉、质地轻薄等优势迅速抢占市场份额。洋布的流行，给中国本土布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布商的布匹经营增添了新的种类，促进了本土布的技术改进。山西布商顺应时代的发展，清代在北京、上海多地可见山西布商经营的洋布店。

除此之外，山西布商还经营梭布、麻布、花布、紫花布、斜纹布等丰富多样的布类产品，在此不一一赘述。

明清山西布商的布匹贸易市场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辐射范围包括山西、河北、京师、蒙古、山东、河南等广大北方市场，一些南方省份也有所涉及。山西布商布匹贸易市场的选择主要基于如山西布商为了便于收购布匹，曾在湖北云梦县设立店铺数十处，苏州，上海等地也有山西布商经营店铺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