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于19世纪末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理论，强调“懂得艺术的人不希望到艺术中去寻求知识，他们对一幅艺术作品的题材没有印象，从不注重作品的再现因素，仅仅从一条线的质量就可以断定该作品是否出于一位好画家之手。他唯一注重的是线条、色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用量及质量。从这些方面能够得到远比对事实、观念、描述更为深刻、更为崇高的东西。”“有意味的形式”理论，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美的形式，并未否定美的题材与内容，而是在认同艺术本身美感价值的同时，倡导以自律与自由的更具意味的创新形式，来展示艺术根本之美，脱离乃至超越了“内容与形式”机械组合书美模式，极为契合受众艺术接受先由形式再由题材内容渐次深入触碰的内在规律，是解释现代艺术的最令人满意的美学理论之一。《明代汉江文化史》是地道优秀的“有意味的形式”学术力作，更是文化史学乃至新文化史学的书美典范。

线条是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视觉形象，冠之以色彩，绘制以粗细疏密，其多元美感立即凸显。汉江流域“线”随着历史地理变迁，由大自然经过漫长的酝酿，逐步绘制而现，曲折蜿蜒悠远而又多姿。点是细小的痕迹或物体，几何学上指没有长、宽、厚而只有位置的几何图形或两条线相交处或线段的两端，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方位上表示一定的位置或限度。明代历史点，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细小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链条上一粒闪光印痕，扁圆浓淡，自有定论。《明代汉江文化史》是断代文化史，聚焦明代汉江，以图文互衬，正文与附件相映的形式，将星罗棋布熠熠生辉的明代历史“点”紧密融合于汉江流域“线”上，柔和清晰的线条上撒播的悠远醇厚的历史意味跃然纸上。

《明代汉江文化史》全书67万余字，文字内容有4编，附录素材有4个，图文互衬，正文附录相映，将汉江流域“线”柔和清晰的描绘出来。“由于流域界线不像行政区划界线那么明显，且汉水下游江汉一体，更难分清流域范围，更有些县地跨两个流域。”为清晰阐述和解决这一问题，书中以注释形式举例说明“明代陕西汉中的略阳、宁羌州、凤县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江陵江流域；陕西西安府洛南县属于黄河流域，但在今日的行政区划中被划入商洛市，成为商洛唯一一个属于黄河流域的县。河南南阳东部的方城、桐柏均有部分地区属于淮河流域。汉水下游的江汉平原界线难明。”基于此，书中将明代汉江流域较长时间存在的政区以表格形式罗列。河南南阳府，陕西的西安府、汉中府、金州，湖北的郧阳府、襄阳府、德安府、承天府、武昌府、汉阳府，汉江及其支流流经的10个府一目了然，且进一步标出汉水及其支流流经的近60个县，并将明代区划属于的南阳府的泌县（今属驻马店市）、郧阳府的保康（今属襄阳市）、襄阳府的均州（今属十堰市）一一注释，可谓府县清晰，泾渭分明。该书附录素材，以明代仇英款《汉江揽胜图》来展示武汉三镇相对真实的图像记忆，以《汉江流域卫星地形图》《汉江流域主要支流特征数据表》《汉江流域城市及水系分布图》将汉江流域线条之立体特征，感性与理性认知视觉拓宽拓深。

《明代汉江文化史》将历经276年17帝的明代，星罗棋布，熠熠生辉的历史“点”聚集在汉江流域线上，提纲挈领指出“明朝是汉江流域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如数家珍点出明代汉江的闪耀点。如明初“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让由于战争而人口消失殆尽的汉水流域沃土重获生机；明皇室认定的“天下第一名山”武当山，其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高于中国其他名山胜境；明代“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国策，促进汉江流域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明代封于汉江流域亲王计13个，占藩王总数26%，促进汉江流域发展；明代汉江流域文化艺术繁盛，“公安三袁”竟陵派等大师大作频出频现，震动文坛，流传千古。该书将明代汉江历史传统、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移民开发、国家治理、文化建树等诸多涉及社会、移民、农业、水利、生态历史亮点点亮，还原明代汉江发达的社会经济、先进的科技文化、卓越的政治地位、辉煌的历史脉络。

川端康成曾说“人物是透明的幻影，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日暮野景，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川端康成所说的人与背景的关系就是艺术品与社会生活和历史世界的关系，人与背景的紧密融合构成的象征世界，就是美的世界，美的“不似人间”。一切艺术品源于大自然，源于客观世界，源于历史长河，如道家所说的万物有道而万物源于道，实出一辙。当艺术品一旦产生，它便又成为生活世界和历史的一部分，成为透明的幻影。《明代汉江文化史》将三千里汉江置于两百七十余年的历史河流中，将流域线与历史点融合，诸多文化事相有了坐标，有了依托，有了融合的背景，且是立体的背景，再将文化融合且紧密融合于汉江流域线与明代历史点，绘勾出明代汉江文化三维立体画卷，意蕴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