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哲学的 “奇”与“正”其实用价值体现在军事进攻策略上，“正”是指“正面”进攻，“奇”是指“侧面”突袭，只有正面进攻与侧面突袭相互配合，奇正相辅，奇正相生，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老子》第五十七章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的哲学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在论述奇正关系时，注重奇与正的相互转化，奇与正相辅相生。这一奇正相辅的治国理念，被引用到文艺创作中，发挥出异乎寻常的功效，且产生深远影响，《文心雕龙》中的“奇正观”正是这一理念基于文艺创作应用的生动演绎。刘勰在《文心雕龙》提出的“奇正观”是其文论体系中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尤其是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的创作法则，涉及到了文学创作中一些普遍而又重要的课题，是一个美学范畴，对刘勰以后直至近代，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英志在《也释<文心雕龙>之“奇正”》提出“刘勰继承‘奇正’概念而运用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领域，主要动机不是说明‘奇’与‘正’在文章中的内涵，而是如何摆正二者的关系，使之向好的方面转化，以写出绝妙的文章。”重点强调“奇”与“正”并非文章等艺术品的题材与内容，而是体现题材内容的组合技巧，有机形式。“奇”与“正”必须同时存在，有“奇”必依于“正”，有“正”必辅以“奇”，且要协调好“奇”与“正”之间的有机联系，即相辅相生，才能发挥组合效益。

“奇正观”对于文化史学研究意义，有别于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关照，不仅仅是内容的“正”与形式的“奇”。美学关注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高度的统一，内容中有形式，形式中有内容，二者相辅相成。《明代汉江文化史》对于原典与方志的应用，既是该书内容更是其形式，暗合刘勰的奇正观之要义。书中很好的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原典与方志，可谓奇正相辅，奇正相生，践行了“酌奇而不失其真（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中强调的我国传统美学要求的研学要义。尽管《文心雕龙》中的“正”可能是指内容的真实，而“奇”可能是指华丽修饰辞藻。而《明代汉江文化史》原典“正”与方志“奇”，奇正相辅相生，与《文心雕龙》中华丽的辞藻与真实朴实的内容相辅相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先生认为原典是“古代和古典时期的原始创作，它们构成材料之源、知识之源、思想之源和文化之源。它们多出自‘圣人’之手或之口，有的甚至无法考证作者是谁。”基此，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五史等毫无疑问均为原典，不言而喻，原典是文化史学研究堂堂正正的依据源头。而方志是记述地方历史传统、行政区划、风土人情等文化事相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之别。现存方志，以明清时期编纂的方志为蓝本，或译或续，渐呈繁茂之态。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文选·左思》：“方志所辨，中州所羡。”张铣注：“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可见，方志由于其地方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历史变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情况，详尽细致，内容广泛，是研究地方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说方志是文化史学研究重要参照，毫不为过。《明代汉江文化史》聚焦汉江流域，所涉州郡府县数十个，所涉山川水系、寺庙宫观、乡镇村集无计其数，所书文化事相宏大而庞杂，仅靠印记为“正”的正史文献原典，不辅以烙印为“奇”的方志，难展全貌，难尽全意，难尽全功。

《明代汉江文化史》所用原典，严谨而又广泛，用正面的、正常的、非常朴实的语言，将原典原意挖掘的淋漓尽致。除用正规史书《中国通史》《明史》《左传》《史记》《大明会典》《明史列传》等，还查阅用到明代17帝实录，如《明太祖文集》《明太祖实录》《明英宗实录》《明世宗实录》《明武宗实录》《楚纪》《明熹宗实录》等。所用方志，确凿而又多姿。《郧台志》《平寇志》《万历郧阳府志》《湖广图经志书》《归州志》《万历野获编》《湖北通志》等，将明代汉江及其支流流经府县志书几乎遍历。除此，尚有大量其他典籍的涉猎，如《明诗纪事》《楚诗补》《楚风补》《巴蜀史迹探索》等，文、史、哲、地、艺等无所不览，同时近200条参考文献，有注有参，均以原典为基，辅以方志及其他，将明代汉江流域文化事相，文化史论演绎的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