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生平

古德诺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是美国公共行政与市政学的重要奠基人，尤以提出“政治、行政二分”而闻名于世，并曾担任美国行政法学会第一任主席以及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校长（1914—1929），从其生平来看，应当是一位专心学术、成就卓然的学者，而他与中国的结缘也正与他的学者身份有关。

因为古德诺在学问上的名声，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作为论文答辩成员之一的古德诺就曾提出其思考“从中国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需要来看，你认为美国宪法有哪些特点适用于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让他偶然而又必然地卷入到中国当时的政治场域之中，最终背负骂名而返，还失掉了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身份。
在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有必要指出在古德诺形象研究中的一种分裂现象，即古德诺会同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方面，他是一个主张进步主义的学者，提倡改革美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以为居民提供更舒适的环境；而另一方面，他被看做是一个鼓吹帝制的顽固分子，是袁世凯的洋顾问，可恨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言人。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它是属于古德诺的原生特征，还是后天建构的结果？这种现象产生、壮大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待于对古德诺活动的深层次挖掘。

古德诺与中国

在古德诺与中国发生直接的联系过程中，袁世凯是不能忽视的一环。在1911年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派其董事、教育家伊利奥特在亚洲进行考察，受到袁世凯政府的接待，并在当年的4月26日，面见袁世凯，建议其聘请外国顾问并承诺可以提供帮助。在次年的1月，袁世凯政府与基金会取得联系，表示需要一位精通宪法条例且对法国宪法较熟悉的专家，而基金会最终选定古德诺教授作为推荐人选。

在1913年3月15日，双方签订聘用合同，约定聘任期为三年。按照约定古德诺于1913年5日3日抵达北京，并在次日晋见袁世凯，由此正式开启他的中国政治之旅。在任职期间，古德诺主要是为袁世凯提供一些法律及政治上的一些咨询建议，很多其实并没有受到重视，让他感到挫败，也有些付诸实践，他对此颇为得意。在1914年1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校长一职询问古德诺意向，并得到肯定答复，于是古德诺与民国政府废弃原有合同，在1914年7月签订新合同，约定任期从1914年8月3日至1916年5月2日，并且履行服务的方式更为宽松多样。之后古德诺乘船离开中国。

他第二次来华，是在1915年7月，正是这次访华之旅，造成了古德诺形象的分裂。当时袁世凯派人与古德诺交谈，要求他“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之优劣以及何者更适于中国，作一比较与评价，以供政府作参考之用”，于是古德诺发挥其专长，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袁世凯。本来只是其履职的一个寻常举动，但是因为这份备忘录被公开而让事情产生了变化。8月3日，在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古德诺的这篇秘密的备忘录以《共和与君主论》的名目被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似乎这样一篇文章在问世之处显得有些卑微，时人将它当做洋教授对于中国的一个私人意见加以看待，这一文章真正像今天一样广为人知是在8月14日“筹安会”的成立之后，因为“筹安会”的成员在当时比古德诺更为人所知并且他们与当局的关系也更引人注目，因此人们很快觉察出所谓“筹安会”实际是一个“劝进会”。并且因为古德诺的文章被作为《筹安会宣言》的论据，因此古德诺从此在中国背负上原罪，不仅在当时受到口诛笔伐，时至今日仍然罪责未免。古德诺也试图进行辩解，他在8月17日接受英文报纸《北京宪报》的采访时表示，杨度的说法是对其文章意思的曲解。但是这位异国教授的辩解在袁世凯轰隆隆的舆论机器下被碾的不见踪影，因此基本对舆论没有产生影响。在8月底，因为所任职的大学开学在即，古德诺离开中国这个是非之地，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古德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17年，当时应邀出席“中国社会政治学会”。

从古德诺与中国的接触中，我们可以发觉，其形象的分裂主要与第二次来华有关，尤其与其文章《共和与君主论》密切相关。国内史学界对于古德诺行政法上的成就基本没有争议或者说没有关注，所以我们要想明了其真实形象、科学评价古德诺，就势必要对其文章做一“抵近侦察”，获得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