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背景信息的考察

对于近代史上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应当如何评判，是古德诺大胆的学术探讨，还是帝国主义鹰犬的无耻劝进书？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文章合为时而做”，任何文章的评判都不应该脱离具体的背景，这既包括了文章发表时的时代形势，也应当将文章作者的生平经历纳入考察范围。

众所周知，在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事实上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样一个引自海外、在中国尚未扎根的制度究竟能否存活、能够持续多久都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虽然民主共和的思想在各大报刊得到大肆宣扬，但是古德诺“君主制在特定情形下优于共和制”的观点并非只是一家之言。其中尤以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著名。在这一雄文中，梁氏认为有开明专制，有野蛮专制：“由专断而以不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野蛮专制。由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开明专制”，与古德诺的观点类似，梁启超认为政体的外在形式不关紧要，真正重要的在于是否能够实现国家目的，实现“国家立制之精神”，他进而在文中列举了几种适合开明专制的国家情形，如国家新近成立、国家贵族横行、国家久经不完全专制、国家新经破坏等，这些情形恰恰与当时的中国颇为相似，因此梁启超在当时倡导渐进改革、实行开明专制。对于帝制、权威统治的推崇在某种程度而言，是当时的一股潮流，无论是作为文人的严复、作为外人的各国政府、作为袁世凯反对者的孙中山，都存在对领袖统治的迷恋的情况。这其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秩序与自由面前摇摆不定的情形，若是倾向于维持秩序，则会希望有一强有力之领袖实现稳定国家、发展生产的目标；若是倾向于追求自由，则会厌恶领袖政治，而主张民主共和体制，用选举制度促进社会的发展。二者虽无必定的孰优孰劣，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对于救亡（秩序）的要求压倒了对于启蒙（自由）的要求，因此权威政治受到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古德诺个人而言，古德诺出生于1859年，当时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他在幼年亲眼目睹了战争带给国家的巨大伤害，亲耳聆听了人们议论的分裂造成的巨大恶果，因此当他抵达中国时，面对这样一个战争频仍、南北对抗的陌生国度，古德诺很容易就会将眼前的中国置换为自己熟悉的美国，这样来看，他将袁世凯视作“将共和国维持在一起的第一人”的看法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其个人的成长经历之外，从其学术轨迹来看，他在学术上一直推崇适度的行政集权，并且主张优良的政体应当是综合东西方各自优点组合而成。所以仅就学术而言，适度的集权更合古德诺的胃口。

（二）对中国的陌生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诚如李大钊所言“以客卿论国情, 则扦格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 力辟国拘, 而欲以诚挚自贡, 虑其所谓国情者, 究属皮相之见”，古德诺纵然是“宅心立言”，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让中国实现独立自强，但是毕竟是一介客卿，天然与东方的中国之间有一层隔膜——尤其考虑到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外界对于中国知之甚少，且外人对中国往往存在许多的刻板印象。在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的书籍中，他就指出了当时大部分西方人将“中国佬”视作“愚蠢”的代名词，并且中国人的习惯和性格是西方人插科打诨的资源与笑料，尽管书籍在作者在中国生活多年，试图纠正这些印象，但是他在书中还是认为“中国是一个冷漠迟钝、不思进取、懒散懈怠、缺乏生气的民族”，但是作者在书中对当时中国（满清王朝后期）的政府体系与法律制度表示了称赞。我们可以想象在古德诺来中国之前，他的头脑中的中国、中国人的形象可能不会比这个好很多。这样一种刻板印象会让他觉得中国民智未开，不适合共和制度，而是需要一个领袖带领民众，同时历史上中国那些完善的制度也可以部分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即使是来到中国之后，由于语言的缘故，他接触的也只有少数的上层统治阶级以及有限的会英语的底层人民，这些人所反映的民族风貌都是极其片面的——前者因为地位的特殊性与普罗大众的生活存在天壤之别，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对品质恶劣中国人的筛选机制，因为当时很多底层民众之所以会英语并非为了救亡图存，而往往是为了方便与外国人做生意，赚外国人的钱，让自己更有钱，而当时抱持这种想法的人一般都是底层的品质恶劣之人。因而当时古德诺头脑中的中国印象很可能就是之前的刻板印象与之后的有限接触形成的片面印象的一个杂糅体。如何看来，古德诺的中国意见又怎么能保证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呢？

（三）撰写文章的动机探究

既然古德诺并非中国政治的内行，那么古德诺撰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何在呢？对于古德诺撰写文章的行为自然可以从雇佣合同出发加以解释，但是对于文章的内容为何会呈现今天所见的样貌，则有待于对古德诺文章撰写动机的进一步考察。

学界许多人批评古德诺，其论据在于他们认为古德诺之所以会在袁世凯倒行逆施之前摇旗呐喊是因为古德诺“拿人手短”，有文章认为当时袁世凯赠送了50万金，也有人主张古德诺在文章完成之后受到重赏，并且在回国之时还得到了10万元的赠与。然而这一论点并非确信不疑，其一在于记录这一事实发生的史料极为有限，且大多是属于“传闻证据”，并非记录者亲历之事；其二，就古德诺事后的文章来看，其内容主要是多年政治思考的结晶，而非一时的突然学术转向，且文章的内容基本有理有据，可以自圆其说，也无明显超出学术探讨之处，更何况在此之后，他基本就告别了中国政坛。这一点当我们把古德诺与有贺长雄进行对比就会更为明显。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笔者认为径行认定古德诺受到金钱诱惑因此鼓吹帝制的说法是不妥当的。那么是什么促使他在当时的环境下说出君主制较共和制更适合中国的话语呢？其一，如前文所述，这是他一贯以来观点的总结，也是他所信奉的，就像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人大声喊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一样，古德诺对于自己所信奉的观点是完全有底气发出声音的。其二，古德诺认为这是给袁世凯的私人意见，因此可以不顾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可能造成的舆论影响，而大胆地表明自己的思考，但是事情的发展并非如其所料。这是较为浅显的原因。其三，也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古德诺政治上的幼稚。几千年前孔孟就已然意识到“君子可欺之以方”，对于古德诺这样一个一直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人来说，同样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古德诺与袁世凯集团存在诸多接触的情况下，古德诺就应当意识到袁世凯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学术问题，其背后还隐藏着现实的政治诉求，在古德诺论述共和制转换到君主制的三个条件时就暗示了他其实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选择将自己的思考和盘托出，或许当时他会认为这样一份私密的文件不会掀起什么风浪，他哪里知道私密的文件可能会被公开，他哪里会意识到寻常的学术观点会被炒作，他哪里能想到政客为达目的是不计较手段的？可惜古德诺虽一辈子倡导政治与行政分开，却没能意识到政治学说与政治运作从来就不能截然分开！而从更宏观的视野观察，就会发觉这种外部世界的知识分子为威权统治呐喊的现象不在少数。在托马斯·索维尔的一本书中，作者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似乎最为独立不羁，也并不受到权力迫害和压制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要赞美和服从异邦的政治强人，甚至歌颂那些极权社会的独裁者”，作者在书中给出的分析是，这些知识分子属于沉溺于圣化构想的人，他们天然就对社会的缺陷更为敏感，并推崇由精英主导社会变革，同时在为精英提供改革建议的同时，他们也实现了自己的名望追求与社会价值。而从古德诺在美国的来看，他正是一个有着圣化构想的学者，他希望用自己的学说去改造中国社会、中国体制，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而从他的目光来看，袁世凯正是中国的统治精英，是唯一有可能实现这种圣化构想的人，因此古德诺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期望为袁世凯提供服务与支持。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少见，不少怀揣圣化构想的外国人士都渴望在中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