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来看,价值观与话语体系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1]。话语是知、情、意的统一，话语体系是意义的表达系统，承载了相应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其意义表达最深层的本质实际就是价值观。可以说，价值观就是话语体系的内核。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提出的“真正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是中国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社会共生共在，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与社会的这种依赖与共存关系决定了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结构形式，它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并呈现出与生产关系性质相一致的内在属性和外在特征。马克思把共同体放置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认为共同体反映了人与人的生存状态，而人的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表现。

在人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人的发展与共同体形式相应地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自然生产力低下，基于血缘、地域等因素处于群居生活状态而形成自然共同体，个人不能独立于群体，处于“人的依赖”关系中。 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传统的自然共同体分崩离析，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个人从人身依赖的“牢笼”中挣脱获得独立，取而代之的市民社会共同体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形式上的自由，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下，人并没有从实质上获得真正的自由，其生产生活、社会关系等陷入“物化”的迷城，表现为“物的依赖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虚幻的社会共同体。对于未来的人类社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思想，实现人的本质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回归。而且他认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需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 二是物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即是说，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各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不断扩大，世界变成“地球村”，人类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樊篱和障碍，世界各地区间互通有无，共享成果，命运与共，最终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本质。

一切社会发展其最终都是现实的人的发展。在自然界的一切价值形式中，人的价值毫无疑问占据着最高地位，人与共同体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真正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就在于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和“类”之间的矛盾斗争关系，也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特殊利益，实现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回归。另一方面，“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在真正共同体中，由于交往的普遍性，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逐步融入实现为世界历史，各民族间实现共同发展与利益共享。在融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根据新的社会关系组织生产，可以充分挖掘一个人的潜能，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凸显，在实践中逐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共同体的发展。

通过对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与变化的逻辑过程考察人类历史与命运的发展变化，其独特之处体现了马克思深切的价值关怀。全球化中不断深化的普遍交往、全人类不可避免的整体性危机以及不同国家和文明相互碰撞的价值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内在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今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实际应用和创造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的高度出发，面对全球治理中的环境、安全、文明等问题，抛弃了片面的工具理性，强调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的共同体、价值的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共通性为切入点，强调共同体的包容性、整体性，以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宗旨，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永续发展。

总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人类发展和解放的客观规律，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价值目标，体现了一种科学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有相同的价值追求，有着共同的价值意蕴，是当代中国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