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多家影视公司联合制作发行（14个出品方、7个发行方）的主旋律商业片，《战狼2》没有选择重温红色经典，而是将眼光瞄准另一块大陆，表现生活在非洲的前特种部队战士冷锋击败恐怖分子、营救中非难民的故事。虽然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吴京借男主角之口，对被其击败的反派boss“老爹”的“东亚病夫”言论给予了“那是他妈的以前”的强力反击，但本片依旧未能逃脱好莱坞式个人英雄主义的窠臼。

对于一个长期遭受外来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民族来说，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记忆是不言自明的，而创伤叙事也自然成为了后现代理论中遭受严厉批判的宏大叙事的最佳“替身演员”。某一段时间内，将叙事焦点聚焦在“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身上似乎成了整个大中华地区处理战争题材影片的不二选择。于是，处于观众视线中心的，往往是一个个外来的观察者、殉道者、拯救者，是那些被指认为人道主义能指而存在的西方商人、记者、医生、神父……《拉贝日记》《黄石的孩子》《金陵十三钗》等莫不如是；而本应作为叙事主体的中国人在进行——常常是“逼不得已”的——解殖、反殖运动中，则不得不改变旧有的行事准则，“进化”为“先进的西方人”。结果就是，战争的主体——“中国”消失了。这种看似有意避免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本质上是自上世纪末流行至今的微观叙事的生产物，同时，却又无意识地、不可避免地走入了另一个意识形态。

《战狼2》的创新之处在于转换了传统华语动作片中的英雄角色定位。以往，电影银幕上较为著名的华人英雄大都来自于香港功夫片——不论是黄飞鸿、叶问，还是霍元甲、陈真，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往往是那个悲剧年代的化身。他们对抗的不只是外来侵略者，更是国破家亡的悲惨现实，而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在道场里、擂台上，通过与洋人进行拳脚功夫的比试，获得个体之间的胜利，以此喻示中华民族未来的复兴——这是由其表现年代的国家处境决定的。如今，中国崛起已然成为事实，冷锋也就无需扛起那些国仇家恨：吴京在片中的角色——“苦难中”的第三世界人民的救世主、领路人——则是文本创作者与受众对于当今全球格局下的国家主体位置、形象及存在方式的某种自我想象，但若究其根本，则是对好莱坞式超级英雄类型片的复制再生产：以往以中国为背景的外来拯救者的故事，被平移到了仍贫穷落后的非洲某国，在那里讲述着又一个“第三世界民族寓言”——个人命运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而充斥全片的视觉奇观——与海盗的水下搏斗，铁丝网挡炮弹，坦克追逐、甩尾、对撞以及人同坦克比拼速度等在逻辑上禁不起推敲的桥段实则是对该类型片中先在放弃了真实性前提的超级英雄并不成功的模仿与改造。

好莱坞“爆米花”电影中，“香车美女”本就是“英雄好汉”的最佳伴侣，007系列主人公詹姆斯·邦德的两大“标配”就是英系跑车代表阿斯顿·马丁与不同肤色的露水情人。与之相对，作为国产英雄的冷锋也不惶多让——驾驶北汽BJ-40大杀四方，且有操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女医生全程相伴，这种人物关系和道具设置也颇有向西方类型电影“致敬”的意味。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冷锋的对手——被指认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红巾军，其红色头巾所携带的危险性正是上世纪冷战思维下颜色政治的典型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