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节档，《战狼2》余温未消，中国电影市场又迎来另一部战争题材主旋律影片。《红海行动》借鉴了《战狼2》的制片方法，且出品方更多（32家），投资规模更大，特别是获得了海军的全面支持。作为我国首部现代化军事影片，该片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军事装备成本就高达2亿，担任重要角色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造价更是高达14亿元，更不消说用掉的3万多发子弹、50余款轻重机枪、数十辆直升机、坦克与无人机。

作为一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欠发达国家，中国文化对于现代性始终表现出“热情地握手、谨慎地拥抱”。《红海行动》则完全摒弃这一传统，将对于现代性的体认以视觉奇观的方式正面给予受众，于是，“国之重器”在媒体的大肆宣扬下盛装登场。这些“国之重器”成为了国家名片，一个在东方崛起的大国形象正通过彰显其军事力量之强盛展示给世界。然而，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这种彰显与展示其实是一种心理补偿（Compensation），究其原因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民族记忆与渴求先进而不得的民族焦虑；另一方面，军人的人性与国家机器的暴力性间更深刻的思索则被悬置，在无意识中趋同于“胜者为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红海行动》的票房告捷可谓一场“闪电战”的胜利。在两个小时的时长内，影片主创密集安放了或大或小的七场战役，每一场战役又由若干局部战争组成。从城镇巷战到沙漠狙击，从导弹拦截到坦克对轰，连珠炮式的暴力美学轰炸所带给观众的观影快感既包含了对视觉奇观的惊叹与赞美，又融入了爱国主义的自信与骄傲，也许还混杂了民族主义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这种叙事方式的正面效果是票房大卖、媒体盛赞，反之，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一场没有“中场休息”的战事，意味着创作者和受众双方都未能停下来思考战争之外的问题。

不论是《战狼2》亦或《红海行动》，似乎都不屑于花时间去讨论战争与人性的关系、战争的意义等“陈腔滥调”，而是通过占据道德制高点，天然占有了战争的合法性。《红海行动》的开场同样是追击海盗、解救人质等桥段——这种叙事套路自然也是拷贝自好莱坞——中国商船在公海遭遇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员沦为人质。海军陆战队“蛟龙”高效突袭，成功营救人质，并以一名狙击手为代价，将海盗悉数击毙。抛开“广东号以23节的速度前行”这样的技术性疏漏不谈，作为序幕，这一段落持续时间很短，却为整部影片定了基调，即与《战狼2》异曲同工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同时，选取“海盗”这一能指作为打击对象，其中的象征与隐喻不言自明。

虽历经多次演变，但海盗崇尚武力、敢于冒险的精神和杀戮劫掠的特性却始终未变，凝固成西方人所推崇的海盗文化的本质特征——强悍、扩张、掠夺，由此构建了“海盗式的西方海洋文化”。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私掠船海盗的兴起在无形中对英国海军建设的长远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英国日后能够夺取海上霸权、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石。

以鸦片战争为伊始，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历次战争失败都与海战不利脱不开干系，而我国也习惯于将外来侵略者指称为“海盗”。问题在于，《红海行动》中，不论是蛟龙小队对于海盗的驱逐，还是陆战队员对于恐怖分子营地的突袭，由于创作者把笔墨集中在高科技武器装备、专业化战斗人员与惨烈的战斗场面的展示上，对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缺少足够的交代，这就导致双方的行动过程中缺少明确的自证。换言之，蛟龙突击队的行为具备目的的正义性，但此正义性是通过简单地把战争设定为反恐战争，把对手确认为野蛮的海盗和恐怖组织而获得的，这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强硬价值观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早期逻辑中推行其普世价值的一种常用叙事策略。且在本可以进行人性探讨、挖掘主题深度的情节点——如“刀疤少年”与我方狙击手顾顺的狙击对决——也仅以简单的“成王败寇”逻辑进行处理。于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背道而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没有被扬弃，反而主导了文本的内在逻辑，构成“缺席的在场者”；而本应得以确认的战争合法性问题，却因过于简单、生硬的先在设定，没能完成合理的自恰，沦为“在场的缺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