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调动包括我国宗教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经验总结，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因素。“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8](P544)坚持中国化方向既是党和国家对我国宗教未来发展的政治期望，也是赋予宗教的使命责任。时代是思想之母，问题是理论之源。习总书记提出这一命题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
第一、科技发展及全球化引发的宗教当代发展是国际社会背景。科技发展开启了揭示宗教奥秘的序幕，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便利了宗教的国际交往，而由科技发展促生的全球化浪潮促使许多国家实施了“对外开放”或“开放边界”政策，又方便了宗教的“无疆界”发展。全球化引发的世俗化和各种反宗教思潮促使许多传统宗教开始了现代化、世俗化和全球化，这既拉近了宗教与世俗社会的距离，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进了宗教怀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12月18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中指出：“在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8亿的成年人和儿童信仰某一宗教，占2010年世界69亿人口的84%。其中基督徒占32%，有22亿信徒；穆斯林占23%，有16亿信徒；印度教徒占15%，有10亿；佛教徒占7%，有近5亿信徒；传统宗教与民俗信仰4亿，其他类宗教（包括耆那教、锡克教、神道教、道教与巫术等）也有580万名信徒。”这种情况对我国也有影响。2018年4月中国政府就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指出：“我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2亿人。”现代化也诱使了大批新兴宗教的诞生。中国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新兴宗教”，也使得算命、风水、气功、炼丹等各种“假宗教”又纷纷死灰复燃。由于人们的逐利性，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现代化既引发了世界性的人口大迁徙、大流动，也形成了“教随人动、宗教入市”的特殊景象。这既改变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宗教的传统的地理分布，也给各宗教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二、当代宗教的“政治回归”是国际政治背景。1648年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才是国际交往的平等主体，宗教（包括天主教教会在内的所有宗教组织）作为曾经活跃的政治要素，不管自身情愿与否，都退出了国际关系的视野，不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苏东剧变后，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崩塌使民众信仰出现了暂时的真空，给了宗教发展的特殊机遇；冷战的终结不仅给宗教重新主宰民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新契机，也使中亚、东欧等诸多动荡地区出现了“分裂主义”的趋向。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在实施所谓的“民族独立”计划受挫后，转而利用宗教的心灵感召力和社会聚合功能，将分裂行为粉饰成捍卫宗教的利益，藉此获取更多支持以瓦解既有的政权结构，并通过“社会政治问题的宗教化”、“宗教问题的社会政治化”、“社会政治问题的宗教暴力化”和“社会政治问题的邪教化”[11]等形式以达到政治上的诉求。这种情况不仅让人们闻“教”色变，也对由多民族构成、多宗教共存的中国造成了不利影响。“在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和我国反渗透的激烈斗争的前沿阵地。”[12](P328)目前，泛伊斯兰思潮—瓦哈比派、达瓦宣教团、伊吉拉特等不良思潮已渗入新疆的许多地区并成为了指导新疆分裂势力活动的思想武器，韩国基督教的“福音西进”计划也对我国东北延边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造成了压力。美国政府及宗教团体还怂恿、支持外逃至国外的我国持不同政见人士以宗教的形式开展反华活动，其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

第三、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是国内经济背景。我国的对外开放既促进我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也给我国各宗教融入世界、加强中外宗教交往提供了便利，但更给那些敌视、分化和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势力集团提供了方便。西方基督教趁机“把传教对象对准中国的基层干部，搞所谓的‘松土工程’；对准中国的高层干部和高级人才，搞所谓的‘金字塔’工程。”韩国基督教向我国某些地区的渗透也呈现新特点：“一是教会策划、企业赞助，进行产业布道和福利布道。二是利用金钱拉拢我教会人员，培植代理人。三是渗透活动逐渐有大城市向农村延伸，由朝鲜族向汉族发展。近年来他们又提出‘福音西进’计划”。除继续扶植我国内的天主教地下势力，专门设立研究我国宗教政策的“政策咨询研究小组”外，梵蒂冈教廷也在“香港组织所谓桥梁教会，在台湾又有桥梁教会小组、关怀大陆委员会等，均从事对我有组织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