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均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期间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南方的“苗夷”民族加入，实行“六族共和”。1913年赵玉森编著的《本国史﹒共和国教科书》就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六人种：汉种、蒙古种、东胡种、突厥种、唐古特种和苗种。在对这六族的介绍上与清末的史家基本相同，但特别强调了这六族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认为六族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民族史的撰写继续成为热点。学术界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论著，其中文化学社出版的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4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9年），均具代表性。上述“中国民族史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对中国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发展进行分期，强调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使汉族不断壮大。同时也阐述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汉族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核心这一观点，对后来的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有巨大影响，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延续了这一思想，认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史著作之一，该书对蚩尤与苗族历史的叙述也最为详细。该书第一章《汉族胚胎时代》论述到“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民族除去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

并在该章“汉族、苗族之接触”一节中，专门讨论了历史上汉族与苗族的关系，以及炎帝与苗族祖先蚩尤发生战争，蚩尤打败了炎帝，后来黄帝部落协助炎帝部落打败蚩尤部落。并叙述到：

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兵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所信奉之鬼神教，大概皆苗族所创，而汉族因袭者。后来苗族子孙，有一大部分完全同化于汉族；其不肯同化之一小部分，逐渐迁到中国西南各省（云、贵、广西、湖南等地）深山中。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将中国古史典籍中的英雄人物蚩尤与苗族族源历史相结合，为苗族历史文化赋予了光辉的色彩。将苗族视为五族的兄长、苗族子孙多融合于汉族，以及苗族的文化被汉族袭用等书写，均体现出苗族与汉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将苗族视为五族的兄长的叙事，体现出对“六族共和”理念的倡导与支持。苗族文化被汉族袭用的叙述，蕴含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苗族子孙融合于汉族的记述，则体现了王桐龄强调以汉族为中心，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的中国民族观。

民国前期，除中国民族史著述中对蚩尤与苗族进行书写外，西方传教士也在苗族地区进行广泛研究，书写了大量的苗族史志。法国传教士萨维纳的《苗族史》，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的《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王树德的《石门坎与花苗》等均是这一时期苗族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1924年香港出版的萨维纳的《苗族史》，是第一部西方传教士关于苗族研究的著作。在该书第二章《历史上的苗族》中论述到：

华夏人出于生存的需要，又都在轩辕氏的领导下，对于聚集在涿鹿（今天的涿州地带）地方的蚩尤（Tch’eu―you）的苗人进行了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华夏（Hia）方面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他们明白，这个胜利只是让自己稍有喘息，于是，他们推选轩辕氏做了最高领袖，称为黄帝（Huan―yuan）。黄帝开始为这个国家制定新政策。黄帝的帝国就是中国封建帝国的开端。而被征服的蚩尤（Tch’eu―you）和他的家族则被关押在一口井周围，由八个家族的人看守他们。他们就沦为贱民，被叫作庶人（Chou―jenn）或庶民(minn)。统治他们的是称为“华夏”的贵族。

法国传教士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是以一个西方宗教人士的视角书写的苗族民族史志。书中也认为苗族为中国的土著民族、首领为蚩尤并与华夏族之间发生战争，苗族战败后成为华夏族的庶民。该书通过人类学式的社会历史调查并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贯穿叙事，体现了萨维纳对苗族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情感。他在该书《附录》中写道：

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种族，可以被视为一个古老和令人尊敬的族群。因为，如果一个年长者可令人尊敬，如果一段古老的家庭历史可令一个家族尊贵，那么，悠久的历史也可以使一个民族引人注目。因为，Sacra res velustas.（拉丁语：永恒即是神圣）。

受此影响，民族学式的社会调查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内部不断兴起。1933年，飞熊印务公司出版了石宏规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该书论述了苗族的起源、南迁以及苗族对整个中华民族农业、教育、军事的贡献。该书在序一中写到：

苗为中国最古民族，自渡江南迁，伏处于深山密林之中，史阙不书。民国肇造号称“五族”。苗亦未兴，然澄诸事实以及野乘记载：遗老传闻种界之争，未尽泯息。

在第二节《苗字之意义及苗族古时之发明》中，书写了苗族在中国古代有三大发明。

第一，中国古代农业的发明源于苗族，汉族东迁，学习并改良了苗族农业发明之法。第二，古代及蚩尤时，乃有利器。蚩尤战败后，苗族仿造了蚩尤兵器为后代战争使用之利器。第三，上古之世，苗族重数术与鬼神，目的在于劝善敬恶，以流传至今。

石宏规为湖南省永绥县（今花垣县）人，曾任凤、乾、麻三县联合乡村师范学校校长、乾城县长、湖南省参议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湘西苗族考察纪要》一书是在民国前期“五族共和”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查书写，书中对苗族族源历史及发明创造进行了叙事，并在书后附录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在苗族对蚩尤兵器制造的承袭性和在第三节苗族之南迁的表达中，都涉及到蚩尤的叙事，但均未直接将其视为始祖。该书表达了作者对湘西苗疆建设的愿望，目的在于通过汉苗之间的历史渊源和苗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发明作出的贡献，使“国民政府”关注苗疆地区，进而消除汉苗之间的隔阂，谋求苗族与五族（汉、满、蒙、回、藏）之间共存、共荣的地位。

在西方传教士和苗族地区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苗族学者韩杰的“苗族史”则进一步阐述了以蚩尤为始祖、苗族为土著及南迁的苗族发展史。

1937年初，苗族著名传教士韩杰撰写《花苗史略》一书。在该书的第二章《洪水之后的迁徙》、第三章《苗族失败之原因》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苗族祖先蚩尤及其部落从黄河流域迁徙至贵州的历史。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祖居地的位置。讲述了民国时的直隶之地是苗族祖居地，具体范围是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四省之交界处，即今张家口、大同等地的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该地是一块对外据险可守，水土肥美，适于耕种的富饶之地，都城在“举六”。

第二部分，祖居地社会与生活。讲述苗族人在祖居地男耕女织，幼牧壮猎，人民勤劳，生活富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

第三部分，蚩尤与黄帝的战争。讲述了战争过程与失败原因。蚩尤大军与黄帝大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战争连绵不断，百姓开始厌战，认为战争的不停息，是因为主战派将领造成的。

第四部分，迁徙过程。讲述了苗族先民向南迁徙的历史。

《花苗史略》是苗族人对本民族历史认识的一部著作。作者韩杰为贵州威宁县苗族，1933年曾受教会派遣经越南、香港、上海，到南京学习。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桐龄等学术名家的蚩尤与苗族研究，或许是其建构蚩尤为苗族祖先历史来源的学术基础。《花苗史略》是以一个苗族宗教人士的视角撰写的苗族史，书中表达出作者希望各地苗族团结一致，辅助 “国族” ( 汉、满、蒙、回、藏) 共同建设国家，体现了作者强烈的苗族情感。希望苗族与“五族”之间有平等地位，实现“六族共和”理念。学术思想、政治环境以及民族情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韩杰《花苗史略》中的蚩尤与苗族之间的族源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