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飞鸟时代后期，伴随着日本古代都城建设的发展，瘟疫开始大规模的流行。为了遏制病情的扩大与流行，日本朝廷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举行瘟病祭礼。瘟病祭礼的举行与古代人们对引起瘟病原因的理解有较大的关联，瘟病流行初期人们认为与神的意志、朝廷的不德治等因素导致了瘟病的流行。受这种瘟病观念的影响，初期的瘟病祭礼表现为祭拜天地神祇。

（一）原始信仰中的瘟病祭礼

古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发生的不理解，为了摆脱心中的恐惧，便形成了祭祀仪礼，这些祭祀活动构成了古代社会的原始信仰。《日本书纪》记载了日本古代瘟疫流行之初，人们为了驱除疾病而举行的祭祀仪礼，“崇神天皇五年、國內多疾疫、民有死亡者、且大半矣。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先是、天照大神・倭大國魂二神、並祭於天皇大殿之內。然畏其神勢、共住不安。故、以天照大神、託豐鍬入姬命、祭於倭笠縫邑、仍立磯堅城神籬”[i]。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初期的瘟病祭礼表现为在天皇大殿祭祀天照大神与倭大国魂二神，同时考虑到共祭二神恐有不安，将天照大神祭于倭笠缝邑。在此之后的崇神天皇十一月，瘟病再次流行，于是宫中为驱除疫病举行祭礼，“命伊香色雄而以物部八十平瓮作祭神之物。卽以大田々根子爲祭大物主大神之主、又以長尾市爲祭倭大國魂神之主。然後、卜祭他神、吉焉。便別祭八十萬群神。仍定天社・國社及神地・神戸。於是、疫病始息、國內漸謐、五穀既成、百姓饒之”[ii]，祭神的范围由 “大物主大神”、“倭大国魂神”扩大到“八十万群神”，并设置天社·国社和神地·户地以便祭祀，祭礼举行后瘟病平息，国内安宁，五谷丰登。

从原始信仰中的瘟病祭礼可以看出，古代日本初期的瘟病祭礼并未将确定具体的瘟神，而是以普祭众神的形式，希望达到退散瘟疫的目的。这一时期的瘟病祭礼属于祭祀初期的祭天神地祇阶段，尚未建立特定的瘟鬼或瘟神的观念，因此在宫中普祭八十万众神。

（二）傩祭

飞鸟末期，朝廷的瘟病祭礼表现为带有浓厚中国元素的“傩祭”。完成于大宝元年（701）的《大宝律令》中保存了对“傩祭”的记载。文武天皇四年（700），由藤原不比等敕命组织仿照唐朝《永徽律》编撰日本法典，于大宝元年（701）完成，称为《大宝律令》。《大宝律令》现已散佚，不过在其之后撰写的《养老律令》保存了其中大部分的条文。而通过9世纪中期由明法博士惟宗直本撰写的《令集解》，以及《养老律令》的官撰注释书《令义解》可以了解《养老律令》的内容。《令集解》中的《古记》又是大宝令唯一的注释书，因此可以通过这三部史料推测《大宝律令》的内容。

《令义解》中对“傩祭”有这样的记载，“大傩由中务省阴阳寮主事，大舍人寮等配合进行”。然而根据《续日本书纪》的记载，《大宝律令》中制定的“大傩”并没有马上实施，而是到了文武天皇庆云三年（706）十二月，“天下诸国疫疾。百姓多死。始作土牛、大傩”[iii]。除此之外，编纂于平安前期的《仪式》卷十中对傩祭有这样的记载：

晦日戌二刻、諸衛勒所部、中務輔·丞·録率史生·省掌等、列承明門外東庭、録

喚四位·五位、史生喚丞及内舎人、于時陰陽寮官人率斋郎等、候承明門外、以桃弓·葦

矢·桃杖、頒充儺人、訖大舎人叫門、闈司問、阿誰、大舎人答、儺人等将参入、其官

姓名など、候御門申、闈司傳奏如上、于時儺人入而列立、時刻陰陽寮共入、斋郎持食

薦、敷庭中陳祭物、其料五色薄絁各一尺二寸、飯一斗、酒一斗、脯・醢・乾魚各一斤、

海藻五斤、塩五升、柏廿把、食薦五枚、匏二柄、缶二口、陶鉢六口、松明五把、祝明

五把、祝料當色袍一領、袴一腰、訖陰陽師進読祭文⋯⋯[iv]

从《仪式》中对“傩礼”的记载可以看出，傩祭是在晦日举行，当日戌二刻，由诸卫勒所部、中务辅·丞·录率领史生·省掌等及阴阳官人率斋郎于承明门外等候，以桃弓·苇矢·桃杖充当傩人，由斋郎陈列各类祭物后，阴阳师诵读祭文，傩仪开始。其中，在傩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傩人，是由桃弓·苇矢·桃杖充当的。

    此外，《延喜式》（完成于927年）卷十六“阴阳寮”记载了由阴阳寮组织进行的各类年中祭祀，其中在“傩祭祈”对岁末傩祭有详细记载：

十二月晦日昏時，官人率齋郎等候承明門外。即依時剋共入禁中。齋郎持食薦安庭中，

陳祭物。訖，陰陽師進讀祭文。其词曰：……

凡追儺料，桃弓杖，葦矢，令守辰丁造備。其矢料蒲葦各二荷，攝津國每年十二月上旬採送。[v]

从《延喜式》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延喜式》对“傩祭”的记载基本与《贞观仪式》相同。“傩祭”的时间是每年十二月晦日，由阴阳寮组织举行，祭礼当日由官人率领斋郎等在承明门外等候，之后一同进入禁中，再由斋郎陈列祭祀贡品，阴阳师奉读祭文，追傩寮料包括桃弓杖、葦矢。但《延喜式》的记载中出现了“大傩公”与“小傩公”，由两位傩公持五兵氏赶走秽物，也就是说“傩公”开始在“傩祭”中扮演追傩的重要角色。

然而，到了平安后期，由于佛教大兴，日本的“傩祭”被大寺院的“修正会”、“修二会”采纳，从此日本的“傩祭”与佛教相结合，成为佛教岁时仪礼的一部分。在此之后的“傩祭”在内容上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其中，较之早前的“傩祭”最大的变化就是， “方相氏”由追傩人沦为被追赶的对象。

记载了10世纪宫中仪式内容的史料《西宫记》卷六的“追傩事”，在对傩仪式描述的过程中记载了“方相氏”沦为驱鬼对象的过程：

    戌刻、王卿着座。衛府帯弓箭、長楽門東廊西上対座。親王南面、上卿北面。以

紺幕曳渡柱外。雨儀也。晴時、廊前立七丈帳二宇。近仗陣南階。立陣。兵衛陣承明門

外。中務丞進分配簡。毎門一枚惣四枚。王卿已下分配四門。陰陽寮以桃杖弓·葦矢進

王卿以下。或天皇御南殿、不御帳中。内侍上裳云々。王卿立承明門巽壇上開門。不

開建礼門。司着、大舎人叩門。司伝宣、勅云、万都礼。陰陽寮於門壇上、以桃弓·葦

矢付司。入折櫃。内侍自南階伝取給女官。方相参入、松八把立前、子八人在後。立版

南三丈。王卿以下列南殿。西上去門二丈。雨下、立門壇上。陰陽寮下部八人給方相

飨。出自安福殿砌入自月華門。同寮官人一人立版読宣命。詞在寮式。撤飨。同寮人。

方相揚声打楯三座。群臣相承和呼。王卿以下各率眷属四門分追。挿笏執杖。侍臣任分

配追。方相経明義·仙華門、出自滝口戸向北門。上卿従方相分出。向東門。右近陣進

白木束、以充追儺。闕追儺、侍従除元日見参。有障者触外記。[vi]

从《西宫记》中记载的傩祭过程可以看出，此处与《仪式》、《延喜式》的记载出现了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是充当“傩人”这一角色的不同，从《西宫记》中笔者划线部分可以看出，追傩仪式是以“方相参入”为主导，“方相揚声打楯三座，群臣相承和呼”，然而在此之后“方相”又被群臣作为“傩”赶出宫中。由此，在《西宫记》的记载中，“方相”从追傩人发展为被追赶的对象，即由“疫神”变为“疫鬼”。从《西宫记》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追傩”不仅是瘟病祭祀，同时也兼备“雨仪”的功能。

另外，平安时期后期的《江家次第》也对“傩祭”中方相成为追赶对象的内容有所记载，“方相經明義仙華門出北廊戶、上卿以下隨反相後度御前、出自滝口戶、殿上人於長橋內射方相、主人於南殿密覽、還御之時、扈從人忌最前行逢方相”[vii]。

除此之外，《西宫记》还对“贞观八年”（866）、“延长二年”（924）、“延长五年”（927）、“延长七年”（929）、“延长八年”（930）、“天历四年”（950）、“天历八年”（955）、“康保三年”（967）举行的“傩祭”有所记载。

 以上，通过对平安时期史料中关于“傩祭”记载的分析，“大傩”、“追傩”等傩祭是国家瘟病祭祀。每年由阴阳寮负责于12月晦日举行傩祭，但在傩祭中扮演追傩这一角色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桃弓·葦矢·桃杖”、“傩公”到“方相”，傩人的扮演者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一度在傩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方相”在平安后期逐渐成为被追赶的对象，即由“疫神”变身为“疫鬼”的象征。

（三）“道飨祭”与“疫神祭”

道飨祭是为了防止京城外的鬼魅进入城内，由卜部等在城中四角道路举行的瘟病祭礼。

道飨祭从奈良初期开始举行，关于其最早的记载出现在《续日本纪》中，“天平7（735）年8月乙未 讀金剛般若經。仍遣使賑給疫民。并加湯藥。又其長門以還諸國守若介。專齋戒道饗祭祀”[viii]。

《神祇令》“神祇官”卷将宫中一年祭祀分为十三种，其中神衣、大忌、风神、月次、

道飨、镇火，这6种祭祀每年各举行两次，再加上剩余的7种祭祀，宫中一年共有19次祭祀。其中关于道飨祭的有这样的记载，“道飨祭。謂。ト部等於京城四隅道上而祭之。言欲令鬼魅自外来者不敢入京師。故預迎於路而飨而遏也。釈云。京四方大路最極。ト部等祭。牛皮並鹿猪皮要也。此為鬼魅自外莫来宮内祭之。左右京職相預。古記無別”[ix]。

除此之外，对于道飨祭的供品，《延喜式》中有所记载，其中卷1的32条的记载如下，

卷1“五色薄絮各一丈。倭文四尺。木綿一斤十兩。麻七斤。庸布二段。鍬四口。牛皮二張。猪皮。鹿皮。熊皮各四張。酒四斗。稻四束。鰒二斤五兩。堅魚五斤。燭八升。海藻五斤。鹽二升。水盆。坏各四口。槲八把。匏四柄。調薦二枚。”

卷5 “野宫道飨祭” 也出现了贡品的记录，“五色薄絮各一丈。倭文四尺。庸布二段。木綿一斤十兩。麻七斤五兩。鍬四口。牛。猪。鹿。熊皮各二張。米。酒各四斗。稻四束。鰒二斤五兩。堅魚五斤。燭八升。鹽二升。海藻五斤。盍四口。坏四口。稾四圍。薦一枚”。

卷5“右祭二月四日供祭。其六月。十二月月次。鎭火。道飨。大殿。御贖。大祓。忸朔日忌火。庭火等祭供神雜物。及明衣。祝詞料皆准在京。但月次祭加火雷神一座”。[x]

以上通过《延喜式》的记载，“道飨祭”的贡品种类繁多，大致包括布匹、楸、动物皮、五谷、海鲜、盐、植物以及容器等。由于道飨祭在《延喜式》中被分类在“四时祭”的条目中，由此我们知道 “道飨祭”是宫中定期举行的驱瘟祭祀仪礼。

《续日本纪》中在“道飨祭”的记载之后开始频繁出现“疫神祭”，而在此之后并没有再出现“道飨祭”的记载。以下是《续日本纪》中对“疫神祭”的记载：

卷30宝亀元（770）年6月甲寅，祭疫神於京師四隅。畿内十堺。

卷31宝亀2（771）年3月壬戌，令天下諸國祭疫神。

卷32宝亀4（773）年7月癸未，祭疫神於天下諸國。

卷33宝亀6（775）年6月甲申，遣使祭疫神於畿内諸國。

卷33宝亀6（775）年8月癸未，祭疫神於五畿内。

卷34宝亀8（777）年2月庚戌，遣使祭疫神於五畿内。

卷35宝亀9（778）年3月癸酉，大祓。遣使奉幣於伊勢大神宮及天下諸神。以皇太子不平也。又於畿内諸界祭疫神。[xi]

以上《续日本纪》中对疫神祭的记载集中在宝龟元年至九年之间，除此之外，《延喜式》

卷3的“临时祭”中对“疫神祭”由如下记载，“宮城四隅疫神祭，若應祭京城四隅准此…（中略）畿內堺十處疫神祭。”（黑板胜美编《延喜式》卷三），由此可知疫神祭属于不定期举行的瘟病祭祀，且举行地点不仅可以在京城四角，还可以在畿内各国交界之处。

8世纪日本开始出现“道飨祭”、“疫神祭”的祭祀形式。由于“道飨祭”与“疫神祭”无论是在祭祀年代上还是在祭祀目的和形式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关于两者的关系一直都存在两者实为同一祭礼的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日本学者次田润的研究，他认为道飨祭就是疫神祭，“道飨祭总是具有疫神祭的性质，作为恒例举行的是道飨祭，临时举行的就是疫神祭”[xii]。中国学者刘琳琳则认为，疫神祭是道飨祭的延伸与扩大，从举行时间来看，疫神祭是临时祭，道飨祭是恒例，疫神祭在瘟病爆发后随时举行，而在空间上道飨祭只限于在京城四角举行，而疫神祭的祭祀地点则扩大到了京城周边的几个国之间的交界处。[xiii]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道飨祭和疫神祭虽然存在祭祀时间上有定期性和不定期的差别，在举行场所方面则有在京城四角举行和在京城周边的几国交界处举行的差异，但由于两种祭祀都属于在道路举行的驱除瘟疫祭祀，因此这两种祭祀常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