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提出的 “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基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从主体维度、客观维度、历史维度、空间维度、实践维度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开放和发展的思想。

《德意志意识形态》清楚地表明: “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进程使各民族在普遍交往的发展中相互影响，促进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人类解放和社会发展的前景与客观规律。《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论述了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全球生产、商品的国际价值、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以及资本输出等问题，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开放性。同时指出资产阶级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不断地改革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不断地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导致的“世界历史”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并对其自身命运归宿做出了分析，这对我国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与开放战略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开放发展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通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世界历史”发展全新范式。

（二）国际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对于某些特定产品都有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因此该国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将绝对低于其他国家。基于分工与国际分工学说，绝对成本理论第一次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性，克服了重商主义认为国际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即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的片面看法，从而给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论证了只要不同国家之间在产品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比较成本”差异），则可以按照比较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分别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各国在贸易中就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了贸易分工互利存在普遍性，强化了自由贸易是经济繁荣基本源泉的理念。

在大卫·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论基础上，俄林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各国在比较成本上存在差异。生产要素禀理论把个量分析扩大为总量分析，不仅能说明比较成本的决定因素，还可以解释要素价格变动和收入分配的变化。生产要素禀理论对于一个国家应如何利用其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从而获得贸易利益具有积极意义。

国际贸易中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产品大体都会经历从创新、成长、成熟至衰退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不同，决定了其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所处地位和时间也不同。正是由于不同国家之间进入产品生命周期存在时间差，因此推动了产品乃至产品生产环节的动态分布和转移，从而引发了产业和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

开放发展战略要求拓展对外贸易，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对外贸易之所以能够助推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按照比较成本规律进行专业化分工可以使各国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在增加产量的基础上开展国际贸易，使各国都得到了多于自己生产的消费量，从而获得对外贸易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经过一系列的动态转化，可以把经济增长传递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增长。更重要的是，知识、技术和信息等高端要素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从而助推本国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终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FDI与ODI的动机和结果。海默—金德尔伯格和尼克博克理论从微观角度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与寡占反映，解释了由要素禀赋差异引起各国的资本回报存在差异，以及垄断利润的存在，导致了跨国证券投资与直接投资。巴克利和卡森等学者提出的内部化理论，从减少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产业转移的角度，从宏观层面探讨了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从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优势等因素从发，试图对跨国公司的所有国际经济活动做出统一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