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西方哲学都在寻找一个能够作为世界根基的阿基米德点，有的作为世界的来源，也有的作为自己理论的可靠生发点，可以说这一传统贯穿了哲学发展的始终。从哲学的发源古希腊哲学开始，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说，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后来本原被后人从单一、实体性的存在发展为多样、抽象性甚至辩证性，本原的含义也更加丰富，但不变的是哲学家不断寻求的是世界的本质或是能够统摄世界的确定性规则。在转向知识论的近代，被称为“近代之父”的笛卡尔在普遍怀疑之后找到了进行怀疑活动的“我思”，“我思”作为“我”的精神属性存在，属性存在，实体必然存在，从而推出其实体存在即“我”的存在。笛卡尔把“我思”作为确定可靠的第一原则，把进行意识活动的主体“自我”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一切像“自我”一样自明的观念都是真观念，这种自明性同时也作为真理标准。虽然认识论的内容不断丰富，但其寻找像“自我”一样确定的知识前提的传统并未改变。而经验论在实验科学发展基础上则认为感性经验才是知识的基础，而且是知识的检验标准。休谟对自然科学的基础因果关系和不完全归纳法产生了怀疑，使知识的确定性陷入困境，却未能给出合理的新解释，最终把经验知识的基础归为联想的习惯，这相当于否认了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撼动了经验科学的基础。康德的先验演绎在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基础上，力图克服二者的怀疑论和独断论倾向，通过厘清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使用界限，区分了物自体与现象界，重新确立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合理根基，为知识和信仰划清了界限。费希特关于自我的学说运用了逻辑和直观的标准，而谢林则是直接诉诸于直观，而黑格尔这位集大成者认为，哲学体系的正确性不在于起点，而是在于发展的整个过程。黑格尔把各门科学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对“绝对精神”的认识和接近，人类一切的精神活动都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所产生的，形成了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黑格尔的思想是“纯粹逻各斯的化身”，但他对自然和人的钟爱无法与黑格尔理念论的抽象性找到了契合点，他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改为“自然”，他认为“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并且“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他认为自然是人对象化了的自然、是人意识到了的自然。这些论述都显露出费尔巴哈以人为理论出发点的人本学倾向。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理性，把人和自然界作为理论出发点，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但对自然的过分重视不仅导致费尔巴哈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也因拒斥黑格尔的唯心属性丢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精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费尔巴哈认为，自然在时间上是第一性的实体，人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时间上晚于自然，但是在地位上却是先于自然的。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人于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轻视了人的实践对自然的影响和改造作用。在人的社会属性方面，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包含在团体之中，人是社会的人。这也许对马克思有所启示，但是费尔巴哈并未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也没有从实践和社会历史角度去理解人。他所指的社会的人是一种团体性、共同性的类本质。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类”只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虽然费尔巴哈破除了莱布尼茨单子式、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但他的“类”是缺乏历史、实践、社会的维度，缺乏能动性的。

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建立了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批评费尔巴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种现实更多是自然主义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有血有肉、最现实、最真实的存在，是现实存在的感性实体。这种感性直观性把德国古典哲学把人从抽象概念拉回到具体现实。但也正如马克思批评的那样，费尔巴哈对人、自然的理解，仍是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去理解，而没有把它们看做实践的产物、历史积累的结果来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只把理论活动看做真正的人的活动，不重视实践，从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重回了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