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布留尔（Lvy-Bruhl，1857～1939）在《原始思维》中如此定义：“‘原始人’的思维就是以受互渗律支配的、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文化符号是连接人类文化和人类活动的桥梁。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在被创造的过程中，受原逻辑思维驱使，以万物有灵和互渗思维为引线，在此过程中古蜀人不断寻找能够完美连接原始意象与祭祀活动的最佳具象形式。烛龙是被古蜀社会认可的“神灵”符号，且与蚕丛王的神态颇有相似，故用二者的混融来呈现古蜀人心中的意象。其作用之一是作为神灵崇拜意识的投射载体，其二是作为一种投射自我的“镜像”而存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认为，“在人类社会拥有成体系的语言系统之前，存在一个“镜像”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通过诸种“镜像”载体或中介符号而产生自我确证的力量。”具体到三星堆早期文化而言，青铜面具则是古蜀人生成自我确证的“座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发挥着场域功能的青铜面具能够给人或实或虚的状态，在这种符号被人类造就之前，这也是人类通往主体意识的一道门槛。

尽管这种神灵崇拜观念在如今看来较为幼稚，但不可否认的是，神灵崇拜的发展演化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演进的。青铜纵目面具所描绘的不外乎是一种“人化的神灵”面具的基本特征以人类面部特征为基础。古蜀人并非真切地看到这种神灵的存在，而是在遭遇一些无法解释或不可理解的现象之后，通过象征性的原始意象塑造出神话（神灵）形象，再通过面具这种文化符号作为表现载体，与此同时伴随着古蜀社会的不断演化，从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宗教载体。“原始社会里面最模范最发达的神话, 乃是巫术神话 ……神话的作用在于证明信仰的真实”古蜀国先民需要将其对祖先的信仰、对神灵的敬畏物化和具象化，在确证自身信仰的真实性的同时，塑造自身内心的“镜像”以到达认识自我这个向度的通途。具象化的神灵或者说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信仰实体更能够为古蜀人所认同，在这个层面上而言，这也能够将这种信仰共识传播给更多的个体，而这些“具象的神灵”又恰恰被铸造成威武肃穆甚至狞厉的形态，这更容易使信奉“万物有灵”的古蜀人在直观的感受上生发敬畏之意，最初，它只是一种可能，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古蜀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祭祀仪式）能被唤醒、激活。随着这种固定模式的祭祀仪式场的长期留存和广为接受，三星堆青铜面具从原初的单纯物质性宗教工具逐渐过渡到一个包含着精神意蕴的场域符号。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所积淀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在古蜀人的宗教仪式中，一个象征性的作品——“青铜面具”，其根源能够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中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