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类秩序中，史籍的地位仅次于经，而章回小说“儒者不屑道”“籖帙不登于架”，可谓最底层的文类之一。《樵史演义》以严谨的撰史方式采摭群书，而以章回小说的面目呈现，故孟森称其“为明遗写实之作，而托体于通俗以自晦者也”。以体裁、语体、风格等文体要素衡之，《樵史演义》具备鲜明的章回小说特征。若对其文本内部仔细审视，则可发现其叙事结构不同于章回小说而近于史籍。《樵史演义》结构异常规整，全书共有三个时间单元，前二十回写天启朝事，第二十回至第三十回写崇祯朝事，最后十回写南明朝事。在同一时间单元内，作者也注意规整安排内容。如该书用了五回的篇幅来写魏党的覆灭，这五回内情节次序井然，第十六回写崔呈秀和魏忠贤的死亡，第十七回写崔、魏家的抄没和客氏的自尽，第十八回写受迫害忠臣的昭雪，第十九、二十回写魏忠贤党羽的结局。章回小说分回一般是“把每部长篇故事人为切割成篇幅大致均衡的若干回，其切割点多设于小说情节转折或递进之处”，而《樵史演义》每一回都有相对独立的情节，每一回之间缺乏链接。这一方面是因为史事题材事件复杂，且无贯串始终的人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者在构思时即以设置若干“关目”，将各“关目”置于每一回之内，而没有顾及各回之间的情节衔接。若无章回小说的形式外壳，《樵史演义》实则为若干则故事合并而成的纪事本末体史籍。

在当代学术研究视野中《樵史演义》属于“时事小说”，论者向来以为“文”“史”混杂，体例不纯，陈大康即举出“《樵史演义》第二十四回是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该回载录了倪元璐的三本奏章，崇祯帝的一道诏旨，计有3566字，可是这回一共也只有4822字，这样的写法简直令人难以卒读。”称其“难以卒读”乃是以小说文体律之；若以史家体例视之，则这样的写法当属恪遵成法。自《左传》以来，“言”与“事”同在传中，《史记》《汉书》“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以言论而著称的人物传记即是“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刘知几认为理想的体例是如《左传》一般“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章学诚认为凡辑录训诰章奏，“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樵史演义》第二十四回中所载奏章、诏旨虽长，但较之原作已删十之三。细读所载奏章、诏旨可知，在魏党势败之后，政治局势混沌不明，朝中与东林党有仇者，怕东林党东山再起后报复，于是将东林党和魏、崔一并攻讦为“邪党”，倪元璐的三封奏章乃是为了给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和地位，并要求禁毁《三朝要典》，遏制舆论对东林党的攻击。崇祯帝的诏旨和两道御批乃是在平衡各派势力的前提下，为东林党及受魏党迫害者恢复名誉和地位，由此形成了“人心悦服”的政治新局。在明代政治斗争中，奏章是一种重要的言论武器，往往直接影响政治斗争的局势，向来为朝野上下关注。今人若不了解明末政治局势，自会觉得“难以卒读”，但是对于当时读者而言，倪元璐的奏章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讯息，也是对当时舆论氛围的真实呈现，完全可以“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而且《樵史演义》旨在表现三朝党争，褒扬忠义士人，若将之奏章舍弃，倪元璐等若干东林党人则无事迹可述。《樵史演义》中的奏章、诏旨基本采自《颂天胪笔》，与《颂天胪笔》中所辑奏疏、诏旨相较，不过百分之一，可见作者在采编之时已注意减省，第二十四回中所载倪元璐奏章和崇祯帝诏旨正是明末政治斗争文献之精要所在。虽然《樵史演义》叙事之中时有长篇文牍间隔，当作者一般都对所载文牍始末有所说明。即以第二十四回为例，小说中记载倪元璐首次上本后，遭到崇祯帝批驳“不许倡言创复，以滋纷扰”，原属魏党的御史杨维垣乘机攻击，倪元璐再上本称前疏“原为台臣杨维垣而发也”，二人之斗争公开，崇祯帝为“总揽人才”，下令“不得互相诋詈”，后因臣子上本渐多，崇祯帝遂增谥在党争中遇害的东林党人，倪元璐也由翰林院编修擢升为侍讲，乘此时机再次上奏，崇祯帝下诏禁毁《三朝要典》，东林党在此次政争中获得全胜。虽然此回中文牍篇幅较多，但其曲折始末皆有备载，在明末清初芜滥丛杂的野史私乘中当属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