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科学体系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杰出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HOLMES.ROLSTON Ⅲ）认为：“生存于自然和文化中的人，他必然生存于自然中。”因此，罗氏的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体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3]。文化是人类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人在互动中产生的，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模式、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价值观。“早期的文化将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4]。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各种不同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反过来，文化一方面表达与诠释着人的思维情感，另一方面又以其稳定性和独特性影响着人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自然风土与人类关系至为密切，日人和迁哲郎即认为：“人类所以能存在，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性和风土性的背景”[5]，我国自古就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之说。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以天地自然为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和发展了人类文明。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从依附自然到利用自然、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过程。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自我进步中产生的，它与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人对自我世界的认识及人类的合作行为密切相关，它中介着“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两个方面。正是在自然的人化（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和人的自然化（人对自然的服从和顺应）相统一的进化过程中，才演化出了丰富多彩的整个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人是社会的人，更是自然的人。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既包含自然的人化，又包含人的自然化，是二者的统一。文化的根本在于自然，离开了自然的文化只能是无根之树，无源之水，只能把人塑造成抽象的类本质。

其次，就自然与文化的深层关系而言，自然是生命的温床，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来自自然，利用自然；大自然是人生存的依托所在，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的生命之花在大自然中绚丽开放。人作为地球道德的代理人或道德监督者，要诗意般地栖息于地球上，拥抱地球，热爱、尊重并保护地球，就要把人道化的伦理与自然化的伦理相结合，实践环境伦理学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原则，把它作为自己的生活之道。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根，是中华文明发展之源。虽然对生态问题的理论探索与环境保护运动始于二十世纪中期的西方，但是，在人类文明中，敬畏生命、崇尚自然的自然观源远流长地存在于许多伟大而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智慧的生存之道由民俗文化的传承，由遥远的过去一代代地传递到今天。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古老的哈萨克传统文化以祖国广袤的西域为历史背景，受古丝绸之路的灿烂文化与中原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多种文化历史养分滋润而融合成长。建立在草原文化基础上的哈萨克传统文化，在祖国西北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和广阔的哈萨克草原）对人类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人与草原耦合关系的草原民俗文化模式。这种本土的生态伦理规范有其根深蒂固的且与人们长期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力量，是百姓心中亲自然信念的精神植被。这千年的绿韵深深地扎根于哈萨克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信仰与信念之中，使哈萨克人始终没有离开过大自然的“天”。在历史的长河中，哈萨克人凭借自己的智慧，逐渐认识自己和生存的周边环境，意识到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并懂得敬畏大自然的伟大力量，对诞生和孕育了人类的神秘力量怀有感恩的心。应该说人与草原的自然共生关系是哈萨克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