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对明代“长城”“边墙”称谓有两个观点极为流行：一是认为明代人称“边墙”而不称“长城”；二是认为明代之所以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民怨民恨。这两个观点，前者重在说明现象，后者重在分析原因。但是考诸史籍，这两个观点的客观性均值得怀疑，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商榷。以下对这两个观点作逐一介绍和分析：

其一是关于明代称“边墙”而不称“长城”的观点。中国已经有近两千年的长城修筑史。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并且史籍中已出现“长城”这一专用术语。战国之后，秦、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辽、金等朝代均修筑过长城，并将这种大致介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的军事工程通称为“长城”。因此，长期以来，“长城”是这种军事工程的通用称谓。明朝建立后，为防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势力南下，保障边防安全，历时两百余年修筑了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即今天所见的明长城。对于明代所修的万里长城，明代官私文献中大量使用“边墙”一词相称。有学者据此指出：明代人把这一历二百余年修筑的军事工程称为“边墙”，而不称“长城”。如明人王士性较早提出明代人避讳使用“长城”的问题，其言：“九边延袤几八千里，墩台关口，联以重墙，亦犹长城之遗而讳其名耳。”他认为明代北方九边边墙是“长城之遗”，之所以以“边墙”名之，是为了避讳“长城”之名。清初著名学者万斯同也提出明代不称“长城”，称“边墙”的观点。其在乐府诗《筑边墙》中言：“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敌，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在万斯同看来，明代人称“边墙”而不称“长城”。

近代以来，这一认识愈来愈为学界和社会大众所接受。比如，作为常用工具书之一的《辞海》对“明长城”作如下解释：“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时，前后修筑长城达十八次，东至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称为‘边墙’。”《中国历史大辞典》也有相似的解释：“明代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和瓦剌各部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前后历时二百多年，基本完成长城修筑工程，东起鸭绿江边虎山南麓，西抵嘉峪关，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称为边墙。”以上两部工具书均指出有明一代将所修长城称为“边墙”，而不提是否亦可称之为“长城”，这就给社会大众造成误解，即明代人只称“边墙”而不称“长城”。

除了这些对社会公众影响至深的工具书之外，持此观点的现代学者亦有不少。景爱认为：“边墙的说法始于明代，边墙就是长城，是长城的另一种称谓。明长城是后人的称谓，明代所修筑的长城，当时或称作边墙，或称作塞垣。”赖建诚亦认为：“明代称长城为边墙，现代称明代所用、所筑的边墙为‘明长城’。”两位学者均认为明长城之称始于当代，而“边墙”才是明代当世人对长城的普遍称谓。

赵现海曾经谈过一件有关“长城”与“边墙”称谓的事情。其在陕西定边考察榆林镇长城时，与当地人谈论起定边的长城，当地人说“那不是长城，那是边墙。”笔者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区考察长城时也曾多次遇到过类似情况。可见，在北方长城沿线，老百姓只知道“边墙”而不知道“长城”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则因为“边墙”一称在明代使用广泛，对后世影响很大，二则因为学界长期对“长城”“边墙”称谓缺乏客观认识，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进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明长城的理解。

其二是关于明代之所以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民怨民恨的观点。“边墙”称谓始于明代，但为何长城在明代被称为“边墙”，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变换问题。不少学者认为长城的名声不好，容易引起百姓反感，所以明代人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引起民怨民恨。前引万斯同乐府诗《筑边墙》：“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敌，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万斯同认为，秦朝的灭亡与修长城有极大关系，秦朝修长城导致亡国的教训极深，其影响甚至波及明代。明代大规模修筑长城，将修筑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持久策略，但为了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称“边墙”而不称“长城”。在万斯同看来，明代之所以改“长城”为“边墙”，是吸取了秦朝因筑长城而亡国的深刻教训。万斯同以精熟明代史事著称，其关于明代人“不曰长城曰边墙”的观点对后世影响至深。

1938年，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该书在讨论“明代九边之建置及边墙之修筑”时，分析了明长城被称为“边墙”的原因：

明人防边，九镇而外，复汲汲于边墙之建筑。边墙者何？长城是也。长城之修筑远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嬴秦继之，乃成伟观，其城起临洮而至辽东，蜿蜒数千里，顾今日所称为长城者，已非秦氏之旧迹，而为明人之新筑。然则明人大筑长城，乃称曰边墙者，何也？盖秦皇筑长城而后万世诟之，边墙者云，避与秦皇同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