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跨文化教育和培训的指南，DMIS出版之后其纯理论形式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并且形成了跨文化发展的概念和应用的观点。（Paige.1993）因此，它在语言教学中有重大意义。

根据Bennett，和 Bennett & Allen的研究，人们以某种方式对文化差异做出反应，而DMIS则使用言语的陈述来预测其内在的世界观状态。这表明教师可以通过分析学习者的言语陈述来预测学习者的行为和态度，以此作为他们对于文化差异的定位。DMIS的前提假设是跨文化敏感度是发展的，并且可以被教授和评估。

Bennett、Bennett & Allen (2003)将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对语言教学有两方面的作用：（1）它可以评估语言学习者进入下一阶段的准备程度。（2）它可以帮助语言教师选择和安排适当的促进学习者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学习活动。

除此之外，为了帮助语言学习者进入到一个跨文化敏感度更复 杂的阶段，Bennett（1999）设计了一个将DMIS应用于语言课程的框架，以解决每个阶段的问题。

从否认阶段到防御阶段：培养一种差异性意识。

从防御阶段到差异最小化阶段：去掉极其负面的判断，引入双方文化中共同的积极方面，即相似之处。

（3）从差异最小化阶段到接受阶段：把握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4）从接受阶段到适应阶段：鼓励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提出问题，学习了解其他文化框架)。

（5）从适应阶段到融合阶段：安排一些有助于与其他文化产生共鸣，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的事情。

Bennett提出的DMIS是一个应用于语言文化教学的很好的典范，DMIS和中心原则的发展使得它在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中都有应用。它向大学英语教师提供了以下的启示：首先，文化教学不是去记住文化知识和既定事实，而是文化世界观和对文化差异态度的转变。其次，DMIS（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将ICS（跨文化敏感度）这一抽象概念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以便于英语教师判断学生所处的阶段，并设计适合他们的活动。最后，DMIS（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的性质表明，将DMIS应用于语言教学可以在学生的认知、情感、行为水平上提高学生们的跨文化敏感度，这也符合了跨文化交际的要求——语言教学的终极目标。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其最终目的是交际中能够正确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并且进行文化交流。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以及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感到十分困难？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或者我们所沟通的对象的跨文化敏感度不够。 Bennett著名的跨文化发展模型的六个阶段表明，人们在面对文化差异时， 能够有效且适合的协调不同文化。 经历了这六个发展阶段后， 可以逐渐形成个体的跨文化敏感度。 那么我们在进行外语教学的时候，不妨也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敏感度的调查，针对不同的群体我们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说，在跨文化敏感度低的地区，我们完全可以用中文去讲述当地文化，因为外国人更容易接受本地文化，通过这种方式逐步激起他们对汉语的兴趣，比较两种语言在表达上的差异，让当地人逐渐接受汉语，并且逐渐接受中国文化。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逐渐感受到中国文化并不是文化渗透，也不是文化侵略，减少了当地人民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感，增强文化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