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保罗.罗默撰文《宏观经济学的缺陷》（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此文实际上是对于著名物理学家李.斯莫林一篇关于当代理论物理学问题研究尤其是“超玄理论”的批评。斯莫林批评的对象是自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以来，经历杨振宁以及米尔斯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成功之后理论物理学界逐渐将理论的数学美与现实性划等号。伴随着物理学界“超对称性”概念的不断精进，理论物理学家越来越有枉顾现实研究结果而埋头于理论“美”的研究，甚至出现“拉帮结伙”抵制不同思想的情况。阿贝尔规范场的创始人韦尔有句名言：“当美与真发生矛盾时，我选择美”。罗默在同情斯莫林的同时悲伤地指出，在经济学理论界，也出现了类似“超弦理论”式的悲剧，经济学的问题甚至比前者更加糟糕。宏观经济学家越来越沉迷与数据工具和精致的假设模型之中，这种枉顾现实，并且“拉帮结伙”抵制不同意见的情况正在促使“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生倒退。正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英国女王对经济学家责问：”既然你们是研究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和教授，那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们要么哑口无言，要么向卢卡斯一样通过诡辩“经济学业已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假如此类事件可以预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据此作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来搪塞真正的问题。但市场并不会给沉默或者诡辩好脸色，货币经济学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主流宏观经济学家给出足够有力的解释，那市场自然回去寻找他们需要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诸如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国家资本结构理论等等来自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以及金融市场的研究者开始绕开经典理论框架搭建自己的宏观分析框架。
以现代货币理论为例，其核心内容是国家货币理论，将中央银行与财政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主体，由于税收必须以本币形式缴纳创造了对于本币的刚性需求，而中央银行不会拒绝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因此，从现实角度出发，对于主权货币国家来说不存在财政预算约束。其次，按照戈德利的部门余额分析法，如果将政府（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一道成为一个经济主体）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看做经济体的三个主体有：

政府部门余额 + 私人部门余额 + 国外部门余额 = 0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当国外部门余额平衡时（即余额为0），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余额互为相反数。由于将财政和货币部门当做同一个经济主体，因此有中央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国债进行“债务货币化”实际是将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活期存款”替换成了“定期存款”，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不发生变化，而只有政府部门余额变动才会改变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换句话说，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是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的来源，追求政府盈余的政策主张对经济是有害的。

尽管主流经济学界诸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格里高利.曼昆以及著名的学院派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反对者，但是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到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都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正如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所说：“我不在意MMT的意识形态是左还是右，我只关心能使我预测更准确的东西，而MMT中的一些观点就很有用。”MMT所讨论的货币理论是否构成了对经典理论的冲击暂且不论，但不得不说，MMT的流行是市场对于当下经典货币理论投下的一张不信任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