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玉”的历史——华夏文明的见证

据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建设》杂志发表的一篇短文——《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提到：中华玉器滥觞于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中国上古玉器文化南北两处的突出代表。玉作为天地之精华，起初是作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物，受到在原始审美意识促使下的史前人民青睐。先民将玉石胚料进行简单打磨，制成装饰品来美化自己；到了氏族时代，玉石作为“通灵之物”常用来祭祀神明；到了黄帝时期，有用玉作为工具来砍伐树木以造宫殿的传说；进入封建社会后玉石开始分成多个级别、品相，具有阶级性；直到封建王朝结束后，玉石成为大众商品。“玉石简直见证了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2]

（二）“玉”的地位——贵玉贱碈

玉石地位的发展大抵经历过三个阶段：史前时期，玉器与宗教信仰结合，玉被神圣化和神秘化；氏族社会，等级制度又使玉等级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首倡“德治”，“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礼记·聘义》中子贡和孔子有对“贵玉贱碈”这一现象进行探讨。郑玄注释到“碈，石似玉”。在《说文解字》中“玟”字从“玉”字部、“石”字部，由此可见它的物理属性介乎玉与石之间。到春秋战国时期，多元主体的华夏玉文化逐渐被一元一体的玉文化所取代，产自仙山的昆仑玉、新疆的和田玉为皇家所用，地方玉则多为民间使用，这种用玉划分使得孔子关于“玉”与“珉”贵/贱的言论不再是文学虚构，而是一种崭新的玉石文化价值的萌芽。

（三）物质和精神的结合——“玉礼”观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礼乐并举。“玉礼”是“中国礼仪文化发展脉络中最强烈也是最持久的搏动。”作为礼仪之邦——中国早期的文明可以称作“礼乐文明”，“礼”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诗经·鄘风·相鼠》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作为精神层面的“礼”需要通过物质化的器物——“玉”来表现，于是玉就从物质层面上升为精神层面。

《周礼》作为“三礼”之首详细记载了中华民族礼乐文化在先秦时期的发展状况。《周礼》中掌管玉器的职官分布于“六大”职官系统（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中，诸部都设有与玉器相关的职官。作为礼器的“玉”，它的形制也是很有考究的，其中“政治礼仪性构成了古代玉石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