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华大学的求学阶段，属于思想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中华大学、安徽第四师范学校和川南师范的教育实践阶段，属于思想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主编《中国青年》的阶段，属于思想成熟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13年，恽代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华大学预科班。中华大学求学期间，恽代英常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教育的国内外文献，他还编译部分国外优秀文章，并刊登于《青年进步》等先进刊物。整个求学期间，他共发表了20多篇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论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当时恽代英在日记中写到：“余尝思，果有机会可服务母校，当以养成学业一贯之人才，将使此校为中国有名之大学，亦即因势成事之意也。”这段话表达了他此时对教育的重视和他的救国之意。基于此，恽代英于1917年在校内组织成立了“互助社”，并在社内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年，立志为救国而奋斗。在中华大学学习期间，恽代英养成了坚持不懈、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并积累了大量的青年工作经验，这都为恽代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安徽第四师范学校、川南师范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这一时期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过程，也是他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发展的重要时期。
1918年7月，恽代英受聘担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并在1919年确立中华大学中学部训练之最高理想及教育的全部目的。他认为要实现教育最高理想、达到教育的全部目的，最重要、应摆在首位的是对青年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正如他所说：“中国惟一可靠的希望，只有清白纯洁懂得劳动同互助的少年。”因此，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严抓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写给友人王光祈的信中写到：“我以往、现在、将来，便都是以养成一种善势力为目的。”他经常通过个人训话、开展自修课与自修会等手段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极大地改善了中华大学青年的学风。恽代英在中华大学任职期间进行教育改革所积累的经验为后来他在安徽第四师范学校和川南师范进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20年，恽代英离开中华大学远赴安徽，任教于宣城安徽省第四师范学校，期间着手破除旧条例，不断进行革新。同时成立学生自治会，指导学生在自治会中共同发展，互相学习。恽代英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激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1921年恽代英离任。这一时期在宣城四师的教育活动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紧密，不对社会进行改造，教育的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这正是恽代英政治方向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1年，恽代英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就任后，恽代英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的道德品性，将“诚信、勇毅、勤俭、敬慎、急公、负责、博爱、进取”定为学校训育之德目，要求教师“训话或授课时注意上述八种德目；对于与上述八种德目冲突的行为，绝对不加提倡；注意考察学生个性，对于上述品性有弱点时，劝戒辅进之。”恽代英强调学生道德的培养，做人做事皆要遵循道德品性。
第三阶段，1923年，恽代英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他主编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篇对当时青年思想起向导作用的础。
第二阶段，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安徽第四师范学校、川南师范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这一时期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过程，也是他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发展的重要时期。
1918年7月，恽代英受聘担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并在1919年确立中华大学中学部训练之最高理想及教育的全部目的。他认为要实现教育最高理想、达到教育的全部目的，最重要、应摆在首位的是对青年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正如他所说：“中国惟一可靠的希望，只有清白纯洁懂得劳动同互助的少年。”因此，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严抓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写给友人王光祈的信中写到：“我以往、现在、将来，便都是以养成一种善势力为目的。”他经常通过个人训话、开展自修课与自修会等手段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极大地改善了中华大学青年的学风。恽代英在中华大学任职期间进行教育改革所积累的经验为后来他在安徽第四师范学校和川南师范进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20年，恽代英离开中华大学远赴安徽，任教于宣城安徽省第四师范学校，期间着手破除旧条例，不断进行革新。同时成立学生自治会，指导学生在自治会中共同发展，互相学习。恽代英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激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1921年恽代英离任。这一时期在宣城四师的教育活动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紧密，不对社会进行改造，教育的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这正是恽代英政治方向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1年，恽代英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就任后，恽代英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的道德品性，将“诚信、勇毅、勤俭、敬慎、急公、负责、博爱、进取”定为学校训育之德目，要求教师“训话或授课时注意上述八种德目；对于与上述八种德目冲突的行为，绝对不加提倡；注意考察学生个性，对于上述品性有弱点时，劝戒辅进之。”恽代英强调学生道德的培养，做人做事皆要遵循道德品性。
第三阶段，1923年，恽代英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他主编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篇对当时青年思想起向导作用的文章，向中国青年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的传播，激励中国青年积极投身社会革命，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逐渐走向成熟。
恽代英投身于教育实践，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做出了许多突出贡献，他不但在学校教育实践中积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通过创刊向中国青年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和指引了一代中国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