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向往贵族生活和追求形式唯美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作品最为重要的两个主题。形式唯美是其作品的一贯风格，而对贵族形象的描写则在其四部社会风俗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认真的重要性》）中得到展开。在王尔德所塑造的贵族形象中，“花花公子”以其反叛精神和独特品格吸引无数读者，是王尔德笔下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也成为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

纵览中国学界的王尔德研究，涉及“花花公子”形象的，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对“花花公子”形象进行绝对赞扬。吴学平在其《王尔德喜剧研究》中这样写道：“喜剧中的花花公子......没有完全僭越伦理道德规范……如果探究伊林沃兹这些非道德行为背后的原因，则会发现，王尔德在喜剧中着意表现的并非他的劣迹败行，也无意将他刻画成一个毫无道德的坏人......他没有肆无忌惮地践踏道德、作恶犯罪的恶魔倾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与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机智不俗的个性化语言得以呈现......花花公子就是以这种调侃、俏皮的语言来张扬自我，针砭时弊......是有思想深度的哲学家” 这篇文章认为这些花花公子并非不道德，反倒是有思想深度的哲学家。另外，吴学平很明显对花花公子们的“反叛精神”极为重视，而他对这些形象，尤其是对常常被国外批评家所诟病的伊林沃兹勋爵的处处维护则可以说明他对他们的强烈的偏爱，对他们的称赞则可以被看作是他对他们的敬佩。段方与王守仁在他们共同写出的《从<理想丈夫>谈王尔德的女性观》中也没能避免上述问题，虽然他们的研究和论述重点并不是“花花公子”形象，但他们对这些形象仍进行了论述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文中写道：“王尔德笔下不少女性人物都体现了这种 “纨绔子”式的自我意识: 穿着讲究, 举止造作, 机智诙谐, 谈吐有趣, 自我崇拜, 小节上放荡不羁, 内心充满对清规戒律的不满。” 不难看出，从“小节”，“对清规戒律的不满”以及“放荡不羁”等词句可以看出，这两位作者不仅同样强调花花公子们的反叛精神，而且认为这些花花公子是大节无亏的。如果说以上两位研究者对这些人物的偏爱是有意识的，那么段方和王守仁则可以被看作是有着无意识的偏爱和敬仰。

第二类意识到了“花花公子”形象的局限性，却依然在赞扬他们的反叛精神。汤娜在其《论王尔德戏剧中唯美主义的花花公子》中写道：“花花公子玩世不恭的态度和语调，颠覆了传统的男女婚姻关系......却也体现了19世纪上流社会花花公子的无所事事......由此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婚姻的混乱现状，传统的严肃婚姻观念遭到挑战......这成为......花花公子在面对现实时不得已而采取的应对姿态。” 汤娜虽然注意到了花花公子们的颓废与无所事事，却仍然对他们的反叛精神情有独钟。作者虽然对花花公子们的生活态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对他们反叛及颠覆精神的评价却依然是褒义的。

第三类通过批评“花花公子”形象，强调了王尔德的反叛精神。杨霓在其《试论王尔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中写道：“王尔德笔下的花花公子是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缩影，我们从他们身上除了看到纵情享乐、金钱至上之外，还可以看到荒淫无耻......伊林沃兹勋爵、达林顿勋爵等人是一些毫无廉耻的、十分放荡的花花公子，是一些被资本主义社会扭曲了人格的伪君子......这些作品贯穿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扭曲人的心灵和人性的社会现实 ,因此, 王尔德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

从以上可见，杨霓虽然很显然认为花花公子们是道德败坏的，她对反叛精神却依旧十分重视和敬佩（后者从最后一句可知），只不过重视的角度和其他研究者稍有不同而已，虽然杨霓在其论文中从其他研究者对花花公子们反叛精神的敬佩转变到了通过对花花公子们的批评进行的对王尔德进步思想的追捧，这两者的性质还是别无二致的。

不难看出，无论是代表性王尔德研究专家，还是非代表性学者及研究者；无论是对“花花公子”形象持赞扬态度的，还是较为中立的，抑或是持批评态度的，似乎只要谈到王尔德笔下的“花花公子”，中国研究者们总是会无可避免地涉及到王尔德或其人物的反叛精神，而且虽然对“花花公子”形象的看法各有不同，所有研究者至少在反叛精神这一点上做出的评价都是褒义而带有偏爱甚至敬佩之情的，而被广泛重视并受到一致赞扬的事物自然可以被看作是被崇拜的，因而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反叛崇拜”的现象在中国研究者对王尔德笔下“花花公子”形象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但是实际上这种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错误甚至有悖于道德伦理的，下文将主要从花花公子们以及他们的行为对道德的违背对他们的反叛精神进行分析，进而证明上述“反叛崇拜”这一学术现象之反道德的错误性，并在最后进一步对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阐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