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将从道德以及社会层面,以经典伦理学著作为理论依据,对王尔德笔下的“花花公子”形象及他们的行为进行分析,并从而对“反叛崇拜”这一学术现象的本质进行剖析,但由于篇幅所限,本部分仅将对王尔德喜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花花公子——《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达林顿勋爵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的伊林沃兹勋爵两位人物——进行分析。
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这部剧中,虽然达林顿勋爵只是一个配角,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和温德米尔夫人之间有着非常之多的对话,最重要的可谓第一幕他对婚姻发表的看法以及第二幕他对温德米尔夫人的劝导,想说服她与自己私奔,以下为第一幕中的对话。
达大人:(仍然坐着)那么我要问你——当然,我只是假定有这么一个例子——我要问你,如果有一对年轻夫妇,婚后大约两年吧,要是那丈夫突然亲近一个女人——唉,一个不清不白的女人——时常去看她,跟她一起午餐,说不定还供她的生活费用——我要问你,做妻子的难道不该自我安慰吗?
温夫人:(皱眉)自我安慰?
达大人:是呀,我认为她应该——我认为她有权这么做。
温夫人:就因为丈夫下流(vile)——妻子也应该下流吗?
从以上一段对话可见,达林顿勋爵显然认为如果丈夫犯了错,妻子也应该跟着犯错。但是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当我们以他人的立场来看待自己的行为时,也是根据能否完全认同和同情左右我们行为的情感和动机,从而判定是否赞同这种行为……如果能想象公正的旁观者对支配我们行为的动机和情感表示同情,我们就会完全认可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如果情况相反,我们就会对他的反对表示认可,并且责备自己的行为。
从亚当斯密的论述可见,赞同一个行为的关键是是否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评价左右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情感。而假如温德米尔夫人最后听从了达林顿勋爵的建议与其私奔,那么她从别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就会发现,她的私奔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一种恶劣的行为,这种恶劣也许指的并不是对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但肯定是恶劣的,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阿布兹诺太太的儿子杰拉德所说的那样:一个真正的好女孩,只要感情上略知好歹,怎么还没有跟人家结婚,会离家跟人家出走,还跟人家同居做人家太太呢?没有好女孩会那样呀。另外达林顿勋爵在后来劝说温德米尔夫人与自己私奔的时候也说了:我不想劝你说,大众并不重要,或者大众的议论,社会的舆论不重要。这些都非常重要。太重要了。从以上可见,在那个时代的一个旁观者的眼中,一个在没订婚的情况下和别的男性出走的女孩都是一个不通情理的坏女孩,试问他们会怎么评论一个已为人母的女性做出私奔这种事情呢?而达林顿勋爵自己也承认如果温德米尔夫人和自己私奔,社会舆论都会是不利于她的,否则他为什么会提出社会舆论这回事呢?因此温德米尔夫人依据斯密的论述是应该与公正的旁观者相一致,谴责或至少是不应赞成私奔的行为的。因而达林顿勋爵的行为很明显就是主动刻意地试图说服温德米尔夫人去做出她自己应该谴责的行为了,从而可以总结出达林顿勋爵的行为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因为劝导一个人去做出自己应该谴责的行为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导致那个人的不愉快,因为谴责自己肯定是不愉快的。因而达林顿勋爵的行为很有可能会使温德米尔夫人很不愉快,而由于使别人不愉快是对别人的心情的损害,使别人不愉快则自然可以看作是对正义的违背,因为它确实伤害到了某些具体的人,就像亚当斯密论述的那样:违背正义的行为就是伤害——这种行为……确实伤害到了某些具体的人。因此,这种行为是怨恨和惩罚的合宜对象,而且惩罚是怨恨的自然结果;另外,就像穆勒在他的《功利主义》中说的那样:it is universally considered......unjust that he should obtain a good, or be made to undergo an evil, which he does not deserve......a person is understood to deserve good if he does right, evil if he does wrong; and in a more particular sense, to deserve good from those to whom he does or has done good, and evil from those to whom he does or has done evil,温德米尔夫人遭遇不愉快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王尔德并没有描写她没有做出任何错事,更没有描写她对达林顿勋爵做出过任何错事,因而她遭受以上违背了正义的伤害毫无疑问并非她应得的,因而对她的伤害自然是非正义的,而就伤害行为这一点,达林顿勋爵的行为即是应该被批判的。
而从斯密的论述可以看出违背正义的行为应为怨恨和惩罚的合宜对象,而作为怨恨和惩罚的合宜对象的行为显然是不应该被推崇的,因为对惩罚的合宜对象的称赞会使大众认为应该被惩罚的行为属于一种会被称赞的行为,而为了得到称赞,或至少是知道不会被以任何方式谴责,人们在认为有必要或有乐趣的时候,就会无所顾忌地甚至被鼓励去做那些应该被惩罚的行为了,而法律显然已经规定了很多应该被惩罚的行为应该受到的惩罚了,例如杀人行为,偷窃行为和猥亵行为(指在他人非自愿情况下对他人的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手淫等行为)等,因而作出应该被惩罚的行为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都会违反法律;而从对法律的违反则会直接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可以看出对应该被惩罚的极有可能违反或已经违反了法律的人,在本文中即花花公子们,的赞扬会起到宣扬以至鼓励人们去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的行为的对社会不利的反社会的作用。因而为了避免社会秩序的混乱或造成这种情况,作为惩罚的合宜对象的伤害行为以及做出伤害行为的人,自然是不应该受赞扬的,而对这种人与行为的赞扬也自然更加是错误的。
而从达林顿勋爵关于生命和世界的论述(可是有时候一个人也必须决定:究竟要把自己的生命活得充实、全面、彻底呢,还是虚假、浅薄、下流地混日子,听命于伪善的世界。)可以看出他试图用来说服温德米尔夫人与自己私奔的论点只有两点,即自己盲目狂热的爱与世界的伪善导致的对自主选择权的追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中后者很清楚地表现出了他的反叛精神,尤其体现在他为了自我的利益对代表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舆论的反叛上。而从温德米尔夫人最初对私奔这个提议的拒绝,可以看出私奔并非她的主观欲求,并非一个她自己独立构建出来的愿望或想法,从而可以推断出,她作出私奔的尝试大概率是因为达林顿勋爵通过他的两个论点对其的诱导。而从那个时期的其他著作。尤其是文学著作,例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的伊林沃兹勋爵和阿龙比太太之间的打情骂俏;《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王尔德借柏威克公爵夫人之口对达林顿公爵经常对各年龄阶段的女性作的近乎于爱语的赞美做出的评价;以及简奥斯汀所著《理智与情感》中的威洛比对玛丽安所作的在当时的社会所允许范围之外的求爱行为等等,都可以看出18-19世纪的英国男性(至少是那些生活压力较小的男性)经常会对女性宣称自己对她们仰慕已久,因此温德米尔夫人就算没有此类经历,也应该已经习惯了这种自己作为旁观者看到的这种行为,因此达林顿勋爵疯狂的迷恋很有可能只能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因而可以推导出,达林顿勋爵是通过这两个论点中的后一个论点,尤其是自主意识,来劝说温德米尔夫人做出那些或那个她应该责备的行为的(另外温德米尔夫人在被达林顿勋爵邀请一同私奔以后的反应——我害怕做我自己——也证实了勋爵对自主意识的强调对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在所有勋爵的劝词中,温德米尔夫人唯独只重复了这个),而由于达林顿勋爵是通过这个论点做出上述不应该被推崇的行为的,这个论点自然也不应该被推崇了:因为从以上可见,这个论点是勋爵的作为惩罚的合宜对象以及一个组成对象的伤害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如果这个组成对象的组成部分被赞扬或崇拜,那么这个组成部分就自然会被认为是应被提倡的了,而这个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协助组成的的组成对象自然也会被认为是值得称颂的了,而由于以上已论述过对这个组成对象的称颂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这一个论点,即这个组成部分,为了避免社会秩序的混乱,是不应被称颂的;而既然这个组成部分,即达林顿勋爵的论点是不应被推崇的,像前述几位研究者的态度一样,对这个组成部分所代表的事物的,即反叛精神的,崇拜,根据以上论述自然也应被看作是错误的以及反道德反社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