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学界已有不少人开始对《老子》思想与“周礼”关系有辨正之说，宁镇疆先生撰文认为《老子》一书中的“不争”“处下”“绝学”以及对待财富态度等方面都体现与周代礼学强调“辞让”“处下”及反对聚敛财富基本倾向相合。说明周代礼学是《老子》思想最基础的知识背景。谢扬举先生也说：“老子论‘士仪’说明他的确深通周礼，他的士仪论实际上是对礼的外在行为的反思，是对礼内在行为方面的复归。老子思想与周礼有着潜深的关系。”这些说法都是十分具有启发性。《老子》一书宗旨是否倡导“礼学”，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派主张《老子》是反对“礼学”，提倡“知礼乃其学识，薄礼是其宗旨。”另一派则认为老子曾任周之守藏史，对于礼学十分谙熟，如朱熹便说：“（老子）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两派分歧的关键，在于《老子》第三十八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学界一般据此来论定老子上德而薄礼，有明显地反“礼”倾向。其实对于《老子》此章的话，我们应当充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考察。

老子是春秋中晚期时人，较子产和孔子都年长。老子所言的“礼”本应该是春秋时代的社会之“礼”。春秋之“礼”到底有何特征呢？近来晁福林先生认为春秋时代的“礼”并不全部是崩坏，在社会中人们对礼的的重视与娴熟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晁先生这一说法启发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春秋时代的“礼”。那么春秋时代“礼”是如何发展的呢？我们先看文献所述，《礼记·仲尼燕居》：

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 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

从《礼记》此篇记载来看，“礼”确实是如关锋所说的“礼既是‘政’又是‘教’，是贵族统治的重要武器。是巩固贵族等级制的上层建筑。”从文献记载可看出春秋时代所论之“礼”实际上包涵的范围非常广泛，自治国举措到闺门之内都有着严格地礼仪规范。而我们知道，春秋的礼制是源自于西周，自西周到春秋社会礼制也是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从考古学上看，西周晚期铭文与春秋时期铭文发生明显了变化，即春秋时期铭文普遍地偏离祖先，或者说西周时期“册命金文”已经消失。罗泰先生认为西周晚期周文化有一场礼制改革，特点就是礼仪的重点已然从祖先神灵转移到了现世的礼仪集体。这里的现世礼仪集体就指春秋铜器铭文中大量出现的“父、兄、大夫、朋友、诸贤、诸士”，现世的礼仪集体内部明显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分别。此时礼制注重对现世生活社会秩序的维持，与传世文献可咨互证。李锐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出这一礼制改革的发生时期在周平王东迁时（笔者按：要比罗泰坚持的公元前600年早一百多年），且认为这次礼制改革的目的是增强非姬姓贵族文化认同。以此可见，春秋时期的礼相较于西周之礼，已经有了明显地变化。总体的趋势就是春秋之礼在西周礼制的基础上越加繁复，而这种礼制的繁复演变过程主要是为了庶族、异族贵族掌控政治实权。这一点也近于李锐先生“增强非姬姓贵族文化认同”之说。

正因如此，春秋时期才出现频繁的“僭越”礼制的举措。如，《论语·八佾》：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对于鲁国三卿僭越天子之礼乐十分厌恶，另一方面也说明春秋时期诸卿僭越邦君或天子之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另外，孔子虽然对管仲十分推崇，曾经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的好话。但是因为管仲僭越礼制使用“反坫”之礼，孔子便以“不知礼”相讥。以此可见，春秋时期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贵族和庶族开始接触并使用“礼”，而相应地“礼”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其表面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礼”的僭越情况也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我们再看孔子是如何总结这一时代社会现象的，见《论语·季氏》云：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则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对于春秋时期这种对“礼”肆无忌惮的僭越现象甚为讥讽，从而也可以看出因为春秋时代“礼”的发展而给社会带来的秩序动乱和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所分析春秋时代“礼”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社会动乱的现象也是老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因此，我们再看《老子》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很好理解老子为什么要薄“礼”了。实际上，老子所薄之“礼”乃是春秋时代的“礼”，而春秋时代的“繁礼”已经造成社会失序的重要动因。诚如关锋先生所言：“进入春秋以来，由于新兴地主势力的兴起，大贵族的腐化，失掉政治和经济实权，西周的一套礼仪和上帝观念一样，在急剧动摇和崩溃。一方面是中下级贵族的‘僭越’。另一方面‘礼’已经是徒具形式，各国的‘礼尚往来’也成了搞政治、办外交、弄间谍的手段。……春秋特别是春秋后期正是‘德薄’‘礼虚’的时代。”所以春秋社会“礼”的繁化，带来的是社会秩序的动乱和崩溃，而且它在形式上不断地繁化最终变成“虚礼”。所以《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也可以看作是对春秋繁“礼”之弊端的总结。

另一方面，老子作为周王室的柱下史，他本身对于周礼的精髓是十分清楚的。文献所载，春秋时期孔子都要“问礼於老子”，见《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所问之“礼”定然不是春秋之世大行其道的“礼”，而应该是周王室保存较古久的“周礼”。而老子谙熟于“周礼”也见载于《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袷祭于主，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袷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 ”宋人朱熹也说：“（老子）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鄙以为朱熹所说的“礼”正是“周礼”而不是春秋时代的“礼”。明于此，则可以对《老子》一书思想有更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