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阐述了其医德思想“精”与“诚”，明确指出理想的“大医”形象，除了要具备精湛的医术，更要拥有高尚的医德。

技术之“精”。孙思邈强调的术“精”体现在两点：“至精至微”和“精勤不倦”的态度。《大医精诚》开篇引用了东晋学者张湛之言，“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经方之难精，源于病人病症之复杂，学医之人必须保持严谨求真的态度。孙思邈强调：

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

病症有内在病因相同而外部症状不同、内在病因不同而外部症状相同的情况，这些病症的复杂程度不是仅仅靠着人的耳目等感官就能轻易诊断的。所以在临床诊断中，医者一定要因人因病因时因地，结合病人的体质病征病史等诸多因素，“善于明辨”才能准确确定治疗方案和用药剂量，以“至精至微”的态度行医。“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决不能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炫耀才能，通过草率的快速诊治来猎取名誉。要“胆欲大而心欲小”，治病用药要如“出生入死”般胆大；看症辨病要如《诗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心细。万不能在“绮罗满目、丝竹凑耳、珍馐迭荐、醽醁兼陈”的诊治环境中迷失了医者的初心，而要忠于医道，心无旁骛。

面对疾病的复杂多变和长久以来的“经方难精”，要求医者要以“勤”来弥补。“精勤”，在于广阅典籍中探究用药原理，更在于临床实践中长期地积累经验，在经验和典籍的基础之上因病施方。正如孙思邈在《大医习业》中讲：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

医者“济命扶危”的最基本前提是要熟悉医理，才能做到更准确地因病施方。绝不能有“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等肤浅荒谬的认识，成为“大医”的路径在于“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在于专勤地探究医理，在于治病救人的具体实践，不能道听途说、骄傲满足不知进步，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病人负责。

道德之“诚”。孙思邈强调的德“诚”体现在两点：“普同一等”和“诚心救人”的素养。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并特意将《大医精诚》放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专门立题，足见他认为“大医”最重要的是要端正行医目的，要有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其次才是精湛的医术，并以此来告诫后世学医之人涵养医德的重要性。

《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作为医者应当要有慈悲之心，要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职责，诚心救人，至于其他则应“无欲无求”。那么怎样才算真正的诚心救人呢？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孙思邈认为对待病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老幼美丑、亲仇与否，皆应平等博爱、一视同仁，将其视为“至亲”，求之必应，不可“择病而医”。要“智欲圆而行欲方”，行为举止端正不奸邪，不因利欲而违礼，不因见义勇为而内疚。要有“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孙思邈认为好医生的标准之一在于设身处地的想病人之所想，将病人的烦恼视若医者自身的烦恼，不避忌艰险和疲劳，不推脱摆架子，要奉行“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有发现了病症的端倪，就立即行动的一心赴救的心态。即使在病人“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的情况下，也要保持“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只能有难过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不能嫌弃脏臭污秽。更不能“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不顾病人的痛苦犹在，而医生却一旁安心无虑地娱乐，这是“人神之所共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