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叙事作为解放区戏剧中一种特定的文学景观，它的发生与成长暗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律动。在血与火交织的战斗年月，革命浪潮的裹挟与缠绕，成为翻身叙事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革命的力量逐步实现对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的全面渗透，首先是领导土地运动，从根本上变革土地所有权，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广泛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争取农民的政治认同；建立基层民主政权，培育新的乡村代理人，重构乡村社会秩序。根据地、解放区的底层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演奏出一部激越的翻身进行曲，改变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成为新乡村权力机构的主人。经过阶级教育的洗礼，他们怀揣对新政权的美好向往，毅然与地主展开了坚决的阶级斗争。同时，他们以极大地热情投入火热的乡村建设中，劳动生产、学校教育、家庭关系等各个领域都显现出新的气象，美国记者斯诺形象地称之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这些新变化为戏剧工作者提供了全新的素材，正如周扬所言，“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如潮水般涌进了各式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的阶级斗争与劳动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的主人公地位” [](69)。因而翻身叙事成为此时戏剧创作中的主流，一大批代表性作品涌现，如《王德锁减租》（西戎等）、《反“翻把”斗争》（李之华）、《三世仇》（虞棘）、《白毛女》（贺敬之）、《赤叶河》（阮章竞）、《血泪仇》（马健翎）、《一笔血债》（牟平、周旋）、《穷人翻身》（杨润身）、《挖穷根》（关守耀等）、《刘巧儿告状》（袁静）、《阶级仇》（谭碧波）、《年关斗争》（方志敏）、《穷人恨》（马健翎）、《铁牛与病鸭》（王汝俊）、《王瑞堂》（王雪波执笔）、《秦洛正》（贺敬之）、《苦工翻身》（安国村剧团）、《平鹰坟》（张棣赓）、《永安屯翻身》（张庚）、《万年穷翻身》（张学新）等。

作为新生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最紧要的任务即是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因而文艺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为艺术”，而是带有强烈现实功利色彩的“为人生”。相较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样式，戏剧因为具有通俗形象、感官相通、易于传播的天然优势，成为革命动员中最有力的武器。在群众运动中，“‘戏剧元素’大概能比任何其他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参与者和旁观者都会感到溢于言表的欢欣雀跃”。正是在这种台上台下互动狂欢交织的参与感中，新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底层群众主体意识的一部分，从而建构起他们与无产阶级政权想象性的认同关系。同时，戏剧对现实生活的高度临摹，造成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群众在现实中遭遇类似场景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宣传的革命观念作为精神指导加以应用。因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戏剧被共产党迅速改造、收编、整合进国家主流话语体系，承担起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更是将服务政治的革命文学推上顶峰，争取文化领导权成为核心任务。戏剧的阶级教育功能凸显出来，翻身主题迅速取代救亡主题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极高的颂歌意识与理想主义色彩。贺敬之、西戎、马健翎、阮章竞、李之华等身处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指导下，纷纷深入考察现实生活，创作出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翻身戏剧，甚至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戏剧运动。他们通过动情描绘新的理想生活与美好国家形象，来书写社会革命的合法性与进步性，以达到宣传、教育、动员群众的目的。其中，翻身叙事被当作最有力的武器，来冲击腐朽的封建秩序、失衡的社会关系、保守的伦理纲常，唤醒大众的阶级仇恨与斗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