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公戏与其它戏剧表演的最大不同是演出者必须头戴面具，面具也叫鬼脸壳，所以端公戏又有“鬼脸壳戏"之称。这主要原因是端公戏源于最早的巫师“跳神”，“据老艺人说，在做法事跳《端公舞》时，掌坛师要带上脸壳（面具）做‘法’，法术才灵验。因而，在《耍坛》中掌坛师在跳跃舞蹈做‘法’时，要按需戴面具，即什么法事戴一套什么脸壳，是丝毫不敢怠慢的。”这一丝毫不敢怠慢的程序后来就成了端公戏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端公戏审美形态的表征之一。

陕南端公戏面具多用桃木、柳木等镂刻而成，也有部分铜质的。在汉中城固县就出土过十几件铜脸壳，但是大多以木质雕刻，雕刻成型后，先涂上一层黄土或赫石作为底色，然后用桐油或土漆刷几遍即可，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在造型上，面具突出的是眼、鼻、口的特征，其形象大致是：“有的眼眉浓烈，眼珠鼓凸，头上长角，两耳如刀，獠牙外露；有的大歪斜的嘴，一睁一闭的斜眼；有的眯着眼，吐着舌头，还垂吊着鼻涕，其形象怪异，面具狰狞骇人。”可以看出，面具作为端公戏突出的造型艺术，其主要的审美感受是怪异、恐怖、狰狞，这与传统的和谐、匀称、适度的中和、优雅之美的标准是完全相背离的。

“舞者配戴形象狰狞的面具,装扮成传说中的`方相氏',一手持戈、一手持盾,边舞边`摊、摊……'地呼喊,奔向各个角落,跳跃舞打,搜寻不祥之物,以驱除疫鬼,祈求一年平安。”端公的“跳坛”一方面是表示人对神灵敬仰、酬答；另一方面借助神的具大威力来驱鬼，最终得以神灵庇护保佑平安。在这个过程中，夸张变形、面目狰狞的面具已不仅仅是戏剧演出的道具，而是端公神灵附体的标志，端公拟神、装神和表现神意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它将人们头脑中抽象化的神祗具体化、物像化，使人们感受到了真实神力的存在，增强了端公戏的神秘性和祈求得以实现的可信性。“黑格尔说过，‘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黑格尔这里讲的‘令人解放的性质’主要强调了合乎人类本性的情感解放”[12]据此，我认为陕南端公戏面具的怪异、狰狞的形象，正是人对鬼神信仰、畏惧情感的释放。怒目圆挣、獠牙凸露、长耳竖立的这些扭曲的夸张变形，看似违背了常规的审美追求，但却能满足山民们抵御现实痛苦、缓解精神恐惧、幻想吉祥安康的心理诉求，从而达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依托。如今的端公戏的演出，已经从最初的以敬神、酬神为核心的娱神发展为与丰富民众生活的娱人功能相结合，这些丑怪面具的刻画也正满足了人们寻求痛快的审美娱乐的心理需求。

狰狞丑怪的端公面具和祈福纳祥的跳神目的，夸张诡异的动作和惩恶扬善的戏剧内容形成了陕南端公戏美丑并举的审美组合，尤其是“丑”作为一种审美情趣在端公戏面具中的表现，突出了丑在社会、艺术中的价值。德国美学家阿多诺提倡现代艺术应该用逆反性的美学创造原则去实现拯救社会绝望的功能，陕南端公戏在面具上的审丑追求正是这一观点的实践。所以，戏剧艺术的发展应该加强美丑并举的审美组合，在弘扬惩恶扬善等教化功能的同时，注意创造丑的形象来实现拯救人类绝望的功能，以丰富当代艺术的审美形态。其次，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端公戏在人类蒙昧时代的神秘祭祀功能已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教化与审美功能的结合，而美丑并举的审美组合也符合端公戏娱乐性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丑”作为一种娱乐因子、喜剧成分应该得以保留，以提高端公戏的观赏性，与山区民众的欣赏习惯趋于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