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个人主义的基因，再加上长期以来对个人主义缺乏详实的学理分析，使得这一学术概念常常陷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论争之中，并往往被视为“自私自利”或“唯我主义”的同义语，甚至被贬为“万恶之源”。然而，即便经历了2000多年的沉寂，个人主义在我国也曾与儒学、道学分庭抗礼，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文化。

（一）帝制政权催生了新儒家思想——个人主义在古代沉隐民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儒家思想（尤指汉代董仲舒发展而成的新儒家思想）在我国位居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强调社会等级和秩序，虽然也高扬个体尊严，但这种个体尊严往往与社会道德精神结合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个体本身存在意义。儒家思想对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天，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仍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虽然儒家思想拥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流中，先秦诞生的诸子学说也以不同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其中就有中国早期的个人主义。几乎在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起源的同时，战国时代就出现了杨朱式的唯我主义。杨朱强调各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侵夺自己，也反对自己侵夺他人，主张建立一个“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是中国早期个人主义的代表。杨朱学派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与儒家、墨家等相抗衡，尤其与墨子的思想极为对立，杨朱批判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孟子曾对此作出评价：“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子的主张是‘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由于杨朱学派的观点过于“惊世骇俗”，因此遭到其他学派的排斥与攻击。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杨朱学派从秦汉开始销声匿迹，直到晚清之前都以沉隐民间的形式在小众中流传。晚晴之际，随着“人的觉醒”，杨朱之学才开始逐步复兴。1900年，梁启超在讨论“利己与爱他”时指出，“昔中国杨朱以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观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梁启超呼吁我们不仅要以墨翟之学以救中国，也要以杨朱之学救中国。

（二）民主失败引发了思想革命——个人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蔚然成潮

在封建帝制解体、民主实践屡屡受挫的现实背景下，随着西方文化的广泛渗入，知识分子开始理性反思政治制度背后的正当性基础，并对传统文化中的规范伦理（三纲五常）及德性伦理（仁学世界观）进行了激烈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逐步将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视为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