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众的关注程度高，且负面信息更具炒作性质

教育一直是中国家庭的重要关注点，高校的社会关注度往往也普遍较高。在融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飞速提升，高校的各类相关讯息扩散迅速，舆情治理的难度陡然增加。然而，高校的正面信息往往是专业类、学术类的，于一般大众有较高的理论准入门槛，故而不易引起较广泛的关注与共鸣。相反，高校的负面信息常常包含与学生安全、招生宣传、师德师风等相关内容，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关联性较强，话题性足，故较易引起社会关注及舆情，乃至公关危机。

（二）高校在舆情控制方面的弱势地位

在媒体宣传方面，与动辄上千万、上亿关注的公众媒体相比，高校无疑是弱势群体。高校自己掌握的媒体，如官网、校报、官微、官博等，其实际的关注度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媒体宣传方面，与动辄上亿、上千万关注的公众媒体相比，高校无疑是弱势群体。高校自己掌握媒体，如官网、校报、官微、官博等，其实际的关注度绝谈不上高。哪怕是类似招生这样值得关注的新闻，浏览量也十分有限。例如，清华大学关于招生的相关新闻“校长邱勇：自信的清华欢迎你”，点击量为8400余；北京市属重点高校首都经贸大学关于招生的相关新闻“首经贸2019年招生计划公布”，点击量仅为2000余。反观公众媒体，某省报业集团所属的媒体，一则简单的文学报道“诗两首《阴暗天空》、《地球的尽头》”便有4.4万余的点击量，其转发新华社的热点新闻“屠呦呦团队放‘大招’：‘青蒿素抗药性’等研究获新突破”达到了32.3万的点击量。普通的一个媒体就有此关注度，更无须提主流的传统媒体。所以，在实际发生公关危机时，高校的宣传弱势即体现在平台关注度不高，话语权缺乏等问题上。媒体一旦有选择性地进行转发相关内容，高校便极易处在公共危机的被动一面，成为被动方。所以，当实际公关危机发生时，高校的媒体平台关注度不高，话语权有限等问题便体现出来，造成高校在舆情处置上的弱势姿态和地位。

（三）高校对于学生的责任无限性

除去上文提及的高校舆论话语权的有限性外，高校在实际运行中承担着对于学生的各类责任，尤其中国的高校存在责任无限性的特点［5］。鉴于此，某一单纯的非学校责任事件，公众往往易将责任仍归咎于学校，尤其是经公共媒体报道之后。而产生如此责任承担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公众在看到媒体报道时，得知事件发生在学校，或者发生在学校的学生身上。由此，媒体的报道便将公众视线从报道事件本身转移到了高校与学生上。而公众自然而然地又将两者区分为强者和弱者，并在此前提判断下，再做出自己的评论以及评判。总结而言，在有关于学生的舆情或危机发生时，高校总是会处在不利面和被动面，因公众的不了解和误会而“背黑锅”。

（四）媒体从业者的素质和素养问题的突出

另一方面，根据公众的猎奇心理及好奇心，媒体从业者往往会选择有争议点、有发酵可能性的话题和事件进行报道，配之醒目的标题，以吸引眼球与关注。除去缺乏媒介素养与职业道德的从业者，融媒体时代仍存在有断章取义的情况发生，或通过诱导性的提问，引导缺乏经验的高校教职工往有利于炒作的方向回答并报道。公众一旦缺乏正确的主观判断，就容易被“带跑偏”，甚至发表不理性、不公正、且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从而引起社会舆情。

（五）公共媒体传播成本低且速度快，高校危机公关时间少

融媒体时代，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边际成本越来越低，传播速度则越来越快。鼠标点击一下转发，在完成从他方媒体转载的同时，也完成了己方媒体一则全新报道的编撰。一旦有舆情事件发生，高校在很短的时间内，容易面临多家媒体和多类媒体的“群体攻击”，而无法及时进行自己的危机公关，扼杀信息于萌芽阶段。另一方面，媒体报道呈现记者采访、编审审核、公开发布的线性工作模式，效率较高。高校内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则往往需要通过集体讨论商议而形成，呈现纺锤形的工作模式，且伴随有不确定性高的风险，需要更多时间。这无疑给信息在网络上的发酵提供了良好的培土。